书评 BOOKS
2022年上半年，上海封城的四个月期间，我忙于完成一部有关“后勤城市”的项目；刚解封不久，又赶去浙江制作一部有关纺织的作品；临近年底，在北方的医院里，我经历了从隔离、放开到感染的几乎全过程，在混乱拥挤的病房里把拖延两年的影像作品《死水与声音》剪辑完成——现在回头看来，这一年的经历、工作和工作内容似乎有意无意都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2015年的媒介研究著作《奇云：媒介即存有》（The Marvelous Cloud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 中译本于2020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邓建国译），尤其是书中有关“容器型技术”（container technologies）的论述有所关联。因此，本文将不可避免地将两者交织在一起讨论，希望可以将前者嵌入后者当中，构成一种对话或者互文。
正如许多书评已经指出的，彼得斯在《奇云》中对媒介的思考和阐释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媒介理论范畴。在海德格尔和基特勒等学者的思想基础上，他将媒介的定义扩展到生态哲学的高度：“媒介是容器和环境，它容纳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又锚定了我们的生存状态，并使人类能‘为其所能为’。”在书中不同的章节，这一理解表现为不同的说法，比如“元素型媒介”，又或者“基础设施媒介”，以及“后勤媒介”。这些媒介体量巨大，具有重要的支持性功能，但往往隐藏于日常生活背后，看似抽象且中性，因此容易被人忽视，只有在出现故障时才会被注意到，除自然环境以外，具体例证还包括常见的公共设施，比如电力、大坝、公共道路、物流、通信网络等，也包含文字、历史、图书馆及网络协议等软系统。
在这个意义上，全书第三章出现的“容器型技术”可谓比较集中地呈现了上述理解，同时也与我的工作产生了最多的交集。彼得斯引用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1934）中所做的定义，指出容器型技术包括“地窖、垃圾桶、蓄水池、大桶、花瓶、水罐、灌溉渠、水库、谷仓、房屋、粮仓、图书馆和城市，以及更抽象的容器如语言、仪式和家庭制度等......”。彼得斯在这一章提示了一个典型的容器型媒介，这就是“维斯塔火”（vestal fire），换言之，即被欧洲现代性所规定的火：“火具有将万物化为乌有的天赋，因此需要被遏制”，“现代性的规则之一是尽量让火隐蔽起来”，而“电力是维斯塔火存在的一个日常表现形式”。在彼得斯这里，火作为了一种否定与再塑的双重“容器型技术”出现。在以重庆基建为背景的“后勤城市”项目中，我也谈到重庆发电厂这样一个典型的与火有关的基础设施，以及与之配套的电力知识与技能培训的教育基地——重庆电力学校。1960年代末，这里曾作为那场著名武斗的一座“堡垒”，成为当时两派反复争夺的阵地，这一事实揭示出另一种和现代性相伴相生的媒介：革命。无容置疑，教育与革命确实贯穿在整个现代性的进程之中。和火一样，它们带来觉醒和进步的同时，也带来危险。如彼得斯所言，看似随时待命服务于人的火并未被完全驯服，隐身于炉灶或被改造成电流的巨大能量随时会以另一种模样破坏，甚至颠覆社会环境的稳定。这些充满不确定和激进的成分，也正是“容器型媒介”最令人着迷的地方之一。
相比之下，“纺织”似乎就没那么典型，它并不具备容器型技术的某些空间特征；但我们可以说，纺织物本身已经成为了人类身体的“容器”。容器型的空间暗示着某种“负”和“空”，这些特征在火的媒介里展现为毁灭和否定，而在纺织里则体现为织物的包裹和不透明覆盖，人或其他物质在其中成为“虚空”的部分；同时纺织作为生产技术，也可以看做是对社会经济劳动的收纳。这又把我们带到了容器型技术的另一个特点，即“谈论容器型技术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性别问题”。彼得斯引用芒福德的话来说明这一点：“容器型劳动通常是由女性完成的，而这些女性却被要求像她们所从事的劳动一样保持安静和隐蔽。”佐伊·索菲亚（Zoe Sofia）的文章《容器型技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讨论了“技术是如何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嵌入维护和供应关系中的”，并将“为人类提供居所”的房屋、衣服、文化和各种庇护所统称为“子宫外基质”（extra-uterine matrices）。
此外，与基础设施相同，容器型技术不只是维护和供给，也涉及到组织的管理与相关权力的使用。正如彼得斯所言，“在漫长的历史中，媒介除了具有传播意义，更重要的作用是组织社会、形成秩序。任何一个社会都会管理时间、空间和权力”，并且“媒介则在其中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即用最小的力统治人与自然”。可以说，人类社会中，统治阶层对纺织、声音、教育等媒介的垄断，如同对文字和历法的控制一样，以此完成杠杆作用下的阶级权力操作。尽管如此，人类社群的建设和组织行为要远远早于国家出现，其管理技术同样来自女性，她们所从事的采集和纺织更具长期性和稳定性。作为容器型技术不能被忽视的组成部分，组织和分配行为延续着“子宫外基质”在人类发展史中发挥的作用。
在《死水与声音》的项目里，我谈及声音相对文字而言，更突出为一种身体性的技术。《奇云》出于对以往有关媒介狭隘认知的反拨，强调了媒介是容器和环境，但并不否定媒介中信息化的重要性。在第六章“铭刻型媒介”中，彼得斯谈到与书写一样，“作为媒介的身体，不仅在形状和功能上都是历史的、文化的和技术的”。此处，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身体媒介的使用不在于读取而是唤醒。对比书写和文献等文字媒介，后者在保证信息的长期性和准确性的同时，感性活化的成分被清理掉了。而包括声音在内的身体媒介，将以一种时间性的方式保存着这些被遗弃的成分。如彼得斯在书中写到的，“海德格尔和基特勒都认为，人类对存有的接触是通过声音，因为声音能体现出存有的关键方面，即时间性。”当书写将事件和思想转化为空间性的存储；那么声音的容器型存储就容纳了这种时间性的遗留，或者说身体的在场。然而，时间性的话题并没有被彼得斯纳入有关容器型技术的板块，《奇云》一书对媒介环境、基础设施等概念的阐释更多时候也是从空间角度出发的，但时间不仅是容器型技术中十分独特和重要的元素，同时与“技艺”等概念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它是更加基础的“基础设施媒介”。
石青是一名生活和工作在上海的艺术家。
文／ 石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