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伟

  • 所见所闻 DIARY 2019.01.03

    跨年

    巴黎,一场集体式血清素不足的欢庆

    图文 / 方言

    在一个快乐被强制奉行的时刻,选择性不快乐或许成为了一种需要争取的的自由。这场由巴黎市政府举办、“黄背心”宣称会参加的烟花跨年庆典,注定具有某种反新年意味。我和几位友人如大部分游客一样,因香榭丽舍大道路段地铁站关闭而选择从杜乐丽花园向凯旋门缓缓步行迈进,并在晚上十点左右进入协和广场附近的活动入口。尽管活动还未开始,但已经可以预见到今年的跨年活动较之往年的冷清:从禁止酒精的严格安检措施到大量出动的警力,再到香榭丽舍大道上不少正常营业的高级餐厅和闲坐在路边的游客;当然,更重要的因素是在向凯旋门广场行进沿途遇到的零星“黄背心”。

    自11月中至今已扩散至全国乃至欧洲的“黄背心”运动,或许就像一个脱胎于左右派分野的马克龙政党的镜像式对应存在;它令许许多多原本孤立的个体以一种集体的方式分散状地出现在公众视野,并规律地封堵城市交通运行的要害,本身就是一种问题症结的可见形态。然而,在这个据官方统计约25万人参加的活动中,到场的“黄背心”仅有二百多位,且大多分散在各处,与那些今晚身肩重任而神情严肃的警察相比,倒真显得有几分“轻松”。

    我们终于见缝插针地挤入了广场附近拥挤的人群中;聚集其中的一小群“黄背心”正高举着黄色气球,庆祝式地雀跃高喊着“马克龙,辞职”的口号,引得旁人也踊跃加入。在不乏欢笑声的友好互动中,Kader(一位住在巴黎92省的退休老人)谈到他长期参加多种游行是因为希望抗议能产生1968年运动的效果,却并不真正对这能带来的改变抱有太大希望;或许因为身为梅兰雄支持者,他甚至抱怨某些“黄背心”的极端破坏行为给集体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形象。

  • 影像 FILM & VIDEO 2018.09.12

    没有更多的选择

    今年8月2日我从网上下载看了王兵拍摄的《死灵魂》 (2018)。我本来联系了王兵,要给他做一个采访,可是我看了这部纪录片之后,觉得有点不知道跟他来聊什么了。这是一部漫长、冷静和专注的纪录影像,大量当事人的口述,夹杂着黄土沙尘,把61年前那段反右历史中夹边沟的部分呈现出来。网上有人把这部记录影像同克劳德·朗兹曼的《浩劫》(1985)联系起来,可能是由于两部片同样作为某种历史指认与它们的超长片时。我认为两部影像所涉及的人群和问题,在所处社会语境方面的遭遇有根本性差异:《浩劫》里发生的种族灭绝大屠杀起码是个被正视承认和公开明证的档案,而作为众多劳教营地之一的夹边沟,这里面发生的惨绝人寰的情况,直接涉及到当时的反右运动——时至今日,官方仍然觉得这是一场有必要的运动,甚至是“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1981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给反右运动定性)。这种政治定性并未给右派彻底平反,只是承认了“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这场隔离并监禁了55多万人,涉及当时全国500多万知识分子的运动发生后,权力体系开始通过各种审查和劳教,直接砸断了知识分子的政治脊梁骨。从历史脉络来说,反右运动导致当时中国残存的自由主义思想的终结,也为日后发生的种种政治运动灾难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