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编辑：

感谢贵刊在文章中提及2023年夏季我在华沙乌亚兹多夫城堡当代艺术中心（Ujazdowski Castl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Art，CCA）举办的展览“女性主义讽刺，无安全空间”（Feminist Satire, No Safe Spaces）。我欢迎对我的任何展览进行报道，包括批判性报道，但我没有预料到克莱尔·毕晓普在《首都冲击》（2023年11月刊）一文中对我的人格进行了抨击，称我“反跨性别、反穆斯林、反性工作者”。

在文章开篇，毕晓普将华沙的社会文化环境形容成一个不可调和的二元状态，由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组成，彼此完全对立，没有中间地带。随着文章论述的展开，很明显她以近乎宗教性的方式来看待这两个群体：一组是“异性父权、民族主义、宗教右翼”的“坏群体”；另一组是“年轻、国际化、受过大学教育、性别流动的中左翼”的“好群体”。值得注意的是，同性恋者和女性主义者都被排除在这一令人沮丧的视野之外，这不利于她看清艺术。

毕晓普试图用她的框架来分析我的陶罐作品，这让我不禁想问：那我对ISIS（《来自哈里发的明信片》 [Postcard from the Caliphate]，2017 ）以及对 2015 年杀害《查理周刊》整个编辑团队以及一名保镖、两名警察、一名维修工和四名犹太人的男性凶手的讽刺批评（《先知是如何被迫饮酒的》[How 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