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编辑：
感谢贵刊在文章中提及2023年夏季我在华沙乌亚兹多夫城堡当代艺术中心（Ujazdowski Castl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Art，CCA）举办的展览“女性主义讽刺，无安全空间”（Feminist Satire, No Safe Spaces）。我欢迎对我的任何展览进行报道，包括批判性报道，但我没有预料到克莱尔·毕晓普在《首都冲击》（2023年11月刊）一文中对我的人格进行了抨击，称我“反跨性别、反穆斯林、反性工作者”。
在文章开篇，毕晓普将华沙的社会文化环境形容成一个不可调和的二元状态，由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组成，彼此完全对立，没有中间地带。随着文章论述的展开，很明显她以近乎宗教性的方式来看待这两个群体：一组是“异性父权、民族主义、宗教右翼”的“坏群体”；另一组是“年轻、国际化、受过大学教育、性别流动的中左翼”的“好群体”。值得注意的是，同性恋者和女性主义者都被排除在这一令人沮丧的视野之外，这不利于她看清艺术。
毕晓普试图用她的框架来分析我的陶罐作品，这让我不禁想问：那我对ISIS（《来自哈里发的明信片》 [Postcard from the Caliphate]，2017 ）以及对 2015 年杀害《查理周刊》整个编辑团队以及一名保镖、两名警察、一名维修工和四名犹太人的男性凶手的讽刺批评（《先知是如何被迫饮酒的》[How the Prophet was driven to drink]，2015 ）到底为何会被她视为反穆斯林？除非认为所有穆斯林都是可怕的杀人犯，但我怀疑她不这么认为，那她到底想说什么呢？
从这篇文章似乎可以合理推断出，毕晓普与我在性与性别的观点上，以及在对性交易和法律改革建议的分析上存在政治性分歧，但这在艺术界或更广泛的社会中都是正常的。在艺术展览中，何时变得必须要支持一方或另一方？她显然难以理解，为何我一方面能创作出《铁T罐》（The Butch Pot, 2020）这样的作品，一方面又对跨性别政治和实践持批判态度，因此她认定我是被一个邪恶的策展人操控了，被机构利用了。事实恰恰相反，我和很多女同性恋者一样，确实对此持批判态度，而且我也完全能够解释我的立场或是为我的观点辩护。值得一提的是，华沙乃至波兰有很多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和女性主义者都参观了并很喜欢我的展览。华沙的女同性恋团体Kolektyw Labrys还为此写了一篇好评。
在整篇文章中，毕晓普一直坚持她的社会派系立场，除了在开头段表达了一丝疑虑，并在结尾呼吁机构和策展人考虑“被遗忘的中间群体”。这真的是她第一次有这样的想法吗？从文章内容来看确实是这样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她发现自己很难遵循自己提出的建议。她原本够以身作则，认真观察作品本身，而不是谴责她不认可的艺术家。仅此一点就能有助于她对所看到的东西进行思考，而不是只看得到她所想的。
——克劳迪娅·克莱尔
克莱尔·毕晓普回信：
首先，我很开心地承认我的文章《首都冲击》已经彻底过时了。去年10月的波兰大选已经让法律与公正党下台，现在由一个左翼/中右翼联合政府执政。新任文化部长巴特沃米耶·显凯维奇（Bartłomiej Sienkiewicz）迅速撤换了扎切塔国家美术馆（Zachęta National Gallery of Art）的馆长，并替换了之前将代表波兰参加今年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家。希望乌亚兹多夫城堡当代艺术中心（CCA）的馆长被撤职也只是时间问题。
我在去年11月发表的这篇文章的重点是华沙的机构政治，就像CCA和其他两间机构所展现的那样。由于总共涉及超过六场展览，对于个别艺术家和作品的描述必然是有限的。对我来说，报道克劳迪娅·克莱尔作品所处的策展框架比传达我对她作品的看法更为迫切。
而这一框架确实很不简单。如果克劳迪娅·克莱尔对我介绍她的方式——“反跨性别、反穆斯林、反性工作者”——有异议，那么这个异议她应该向CCA提出，因为该机构正是以这种方式将她的作品呈现给公众的。我在文章中引用了展册前言中的一段话，但这里值得再次转载：
“克劳迪娅·克莱尔以为自己是谁？作为一个年过六旬的陶艺家，她现在应该学会闭嘴了。她没有资格分享她对性产业的批评，因为她自己并不是‘性工作者’。她也不是穆斯林，却坚定地批评伊斯兰主义，她甚至连棕色人种都不是。更糟糕的是，作为一名女同性恋，她拒绝拥抱跨性别姐妹，还嘲笑她们是‘长着阴茎的女人’。”
同样，展墙文字也避而不谈克劳迪娅·克莱尔陶瓷作品的独特性或创新性，而是把她介绍成一个受迫害的圣贤，一个被充满敌意、审查言论的左派所追捕的真理代言人：“克劳迪娅·克莱尔是一位他们不想让你看到的艺术家。对他们来说，克劳迪娅·克莱尔是一个恐伊斯兰、恐跨性别和恐性工作者的艺术家。但对于那些突破标签的人来说，克劳迪娅·克莱尔是一位讽刺陶艺家，她把最黑暗的故事转化为精美的作品。”（与其说 “精美”，不如说这些陶罐更多地传达了新表现主义的焦虑，但前者显然能更好地巩固价值）。
无论克莱尔的作品有什么精妙之处（确实有一些），它们都完全淹没在CCA为了右翼、民族主义目的所策划的挑衅和破坏性的喧嚣议程中。在这种背景下，她关于女人是女人、男人是男人的主张正好强化了法律与公正党的天主教恐同观点，而她对伊斯兰教厌女主义的谴责也能助长反移民情绪。并不是每个艺术家都在意自己的作品在怎样的语境中展出，或者他们的想法是如何呈现的。有时，艺术可以超越机构框架，但在这个案例中，它并没有做到。
译／ 冯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