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特·肯特

  • 公共关系

    2023年10月,也就是哈马斯10月7日袭击以色列并导致以色列作出暴力回击不久后,匹兹堡弗里克美术馆推迟了展览“珍品装饰:10个世纪的伊斯兰艺术”(Treasured Ornament: 10 Centuries of Islamic Art)的开幕(现定于2024年8月10日开幕),以避免将博物馆员工置于与前来观展的持各类观点的公众“讨论战争的不可能境地”。尽管该机构后来澄清说,这么做只是想为员工提供培训和支持,但这种“不可能的处境”恰恰是目前所有博物馆所面临的处境。几十年来,策展行动主义、艺术家主导的机构批判,以及揭露档案缄默性的学术研究已经改变了博物馆的角色。2022年,由全球博物馆专业人士组成的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通过了“博物馆”一词的新定义:“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机构……它向公众开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以专业、道德的方式,在社区的参与下进行运营和交流。”这次修订反映出,博物馆的访客范围包括从博物馆周边社区的近邻到全国公民在内的所有公众,而这些访客也将博物馆看作公共讨论和抗议的场地。[1]之所以抗议活动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博物馆内,是因为过去几十年里,随着大型公共广场的消失,文化机构的作用逐渐发生了变化。尽管有些人可能会抱怨,艺术品越来越频繁地遭到破环——从2023年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藏莫奈《吉维尼的艺术家花园》(The Artist’s

  • 评论家的评论家

    《艺术论坛》年度回顾特刊首次增设“评论家的评论家”(THE CRITICS’ CRITICS)栏目,呼应我们长期以来的“艺术家的艺术家”专栏。新栏目呈现过去一年中的一些最佳评论作品,由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一些写作者挑选,让我们看到评论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杰森 · 法拉戈(JASON FARAGO

    《纽约时报》特约评论员,现居纽约。 

    阿达尼亚·希布利(Adania Shibli),《怪物曾如此友善》(Als das Monster freundlich war);叶夫根尼亚·贝洛鲁塞茨(Yevgenia Belorusets《征兵》(Die Einberufung),均发表于《柏林评论》Berlin Review

    正在发生的战争让我对评论本身深感绝望——绝望于我所尊敬的写作者抛弃了他们的原则;绝望于文字在暴力面前或许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但自二月以来,新创立的《柏林评论》双月刊不断重申:审慎而明智的批评是任何监督型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柏林评论》的创刊号收录了巴勒斯坦作者阿达尼亚·希布利的一篇尖锐而迂曲的文章,文章从一种“战时失语症”开篇——“辗转在阿拉伯语、英语、希伯来语的新闻报道之中…我惊讶于人们的语言造诣与我自己的失败”——随后,文章在作者精准地捍卫其自身之文体不被政治工具化的过程中渐入高潮。在随后一期杂志中,言辞犀利的艺术家和写作者叶夫根尼亚·贝洛鲁塞茨从基辅发来文章,直面乌克兰征兵这一沉重的话题。她将报道文体与第一人称叙述相结合,质问道:在一个不仅“与俄罗斯交战,同时也在与那些决定什么都不过问的人们交战”的国家而言,保持什么程度的怀疑态度才算合乎情理。换言之:面对暴行,一个评论者是否应当将评论置之脑后,成为一个反政治宣传者?希布利与贝洛鲁塞茨给出了另一种观点:严肃的批评能够让我们警惕眼前的危险,捍卫我们可能即将失去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