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2018.02.22

蔡影茜：2017年度最佳展览

1. “格塔·布拉特苏：幻影” （Geta Brătescu：Apparitions），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罗马尼亚国家馆，Magda Radu策展.

90岁高龄的布拉特苏同时出现在2017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和卡塞尔文献展当中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不仅克里斯汀·马塞尔（Christine Macel）策划的主题馆呈现出某种东欧当代艺术的“回潮”，波兰裔的亚当·希姆奇克（Adam Szymczyk）亦将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思与后冷战时期的东欧当代艺术联系起来。如何将野心勃勃的国家主义隐藏在一针见血的艺术家选择和机智到位的策展策略之后，正是历届威尼斯国家馆之争的实质。与赢尽大众口碑的德国国家馆相比，罗马尼亚国家馆的布拉特苏个展可谓一种更为踏实的做法。展览通过对布拉特苏的主要作品和系列进行完整立体的回顾，并围绕“艺术家工作室”和“女性主体性”这两个极具普世性的主题，从个体的角度回应了“艺术万岁”的威尼斯主题馆概念，亦将这位可能淹没于卡塞尔大型群展效应中的罗马尼亚女先锋拉到了前台，其声明简单且直接：罗马尼亚原生的现代主义及观念主义并不逊色于任何以巴黎或纽约为中心的20世纪艺术运动，布拉特苏本身就是中心。

2. “直觉”（Intuition），威尼斯佛图尼宫（Palazzo Fortuny），Axel Vervoordt和Daniela Ferretti策展.

虽然接近

展评 CRITICS’ PICKS 2015.12.26

傅丹：2.2.1861

“我想要人人都有的东西，但同时我又唾弃这一切，” 这种“对他者欲望的欲望”在傅丹的作品中无处不在。当评论热衷于揭示傅丹（Danh Vo）收集、展出、循环的每一件物品背后的个人史和复杂涵义的时候，傅丹却更专注于制造一条无限延伸的欲望之链：链条发端于他的身份——生物的、宗教的、文化的、种族的、政治的——通过他的直系亲属而繁衍，再渗透进画廊、美术馆和私人藏家的时空秩序当中。

尽管“这个店”上《2.2.1861》（2009- ）的淘宝成交记录显示为“0”，但是真正的藏家自然不屑于仅仅在艺术品在商品属性上获得满足，与艺术家本人的直接交流才是整个符号价值流通中最具情感意义的部分。本次镜花园个展的核心就是“关于进行中项目2.2.1861（2009- ）的档案”，绕墙陈列的誉写手书和与相关收藏者的通信均为复印件，只有2009年5月30日的第一封信被赋予了独一无二的原作地位：出于纯粹的偶然性，这封信的内文没有居中，也许是傅丹父亲Phung Vo在初次誉写时并不了解法国传教士圣戴法纳·韦纳尔的殉道悲剧，又也许是他对抄写一段自己全然不懂的文字缺乏信心。展厅中的四幅由不同的中国画师绘制的绢本重彩共享着直白的标题《巴黎外方传教士真福查尔斯·康奈尔之殉道，1937年9月20日于东京被肢解》（2014），任何企图认知这件作品的人都被迫背诵一个可能与他毫不相关的宗教历史事件。而当作品登堂入室，进入到某个美术馆空间或藏家家里的时候，那位拥有者又必定要对这一特定时刻冥思苦想。这种冥思如果超出人类文明的范围又怎样呢？傅丹的一系列内嵌猛犸象牙的猛犸象骨就试图推进这一边界，配合Xiu

展评 CRITICS’ PICKS 2015.12.14

低纬度的不透明

广州画廊从选址到命名，都表明了一种广东帮式的谱系学态度。对于广州不大的当代艺术圈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商业画廊的开幕，亦意味着年轻艺术家对不同艺术生态的尝试和开发。参加展览的6位艺术家，除了刘茵之外，全部来自香港。展览主题“低纬度的不透明”欲言又止，日常生活和文化的政治化几乎消解了语言的纽带作用，它并不能令即将到来的“一小时生活圈”单纯美好起来。

展厅入门右侧地面上放着成排大小不一的电视屏幕，画面上交替的黑夜和白昼截取自东京、香港、泰国和山东等地公共空间的网上监控视频，作品题为《虚渡时光》（2013），来自东莞出生、香港成长的艺术家黄永生。刘茵的暗黑系少女叙事在小画幅手绘和紧凑的日常空间中往往得心应手，但延展到孤立的中幅布面丙烯上便被稀释了，唯有少女们标志性的大眼睛让人无力。方琛宇2012年曾在观察舍举办个展“连续剧"，她的《午后》（2015）是一套二十本的A5小书，包裹小书的黑色厚胶袋和小木桌，为艺术家个人记忆的私密性提供了物质载体。香港日益繁荣的博览会、画廊和艺术家工作室体系对于年轻艺术家的生涯极具塑造作用，曾为一线艺术家代笔的WT

展评 CRITICS’ PICKS 2011.03.22

徐坦：语言工作室

徐坦的这个项目在OCAT举办的时候，项目的名称已经改变，但是大部分对这个项目略有所知的人，仍然习惯于以“关键词学校”相称，原因可能是“关键词”比“语词”更容易理解，“学校”有着比“工作室”更长久的认知。从“关键词”到“语词”，从“学校”到“工作室”，表面上是一个独立项目进入美术馆体制之内所必须的转变，似乎只有召唤“语言”，才能更好地烘托出“类语言学”或者说“类科学”的解读。

这一观念和知觉上的轻微位移，很直接地反映了项目本身的矛盾性。项目2005年启动，目的是“在中国社会中搜索数量大约一百个左右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对于了解当今中国社会生活和社会总体的意识倾向有所帮助”，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录像与文本相配合的“今天，艺术”主题，采访对象主要是当代艺术家；同年，徐坦到印尼参加驻地项目，受海啸启发发展了“求生演习”这一主题。2008年与维他命合作出版《关键词词典》，“学校”的形态也固定下来（第53界威尼斯双年展上也沿用“学校”）。到了2009年在青岛中瑞物流器械有限公司（Cowin Global）举办的时候，学校形成了新的视觉形式，从红白蓝彩条塑料布的临时木屋变成了采用PVC材料和金属支架的工业结构——这也是本次在OCAT展出时的主要形式。原《词典》的语音学元素似乎不再重要，新引入的是“色彩”这一联想机制，对话者被要求将谈到的关键词用不同的颜色标出。早期的访问录像既是纪录也是视觉形式，到了这一阶段则只有录音被保留为辅助性的研究手段。这当中的数次转向，被拉长的展开过程和多次变换的实施语境所模糊，使得整个项目呈现出一种令人难以进入的面貌。本次OCAT展览现场的陈列，文献的辅助理解和史料功能被弱化到可有可无，也在另一方面加深了这种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