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坦的这个项目在OCAT举办的时候，项目的名称已经改变，但是大部分对这个项目略有所知的人，仍然习惯于以“关键词学校”相称，原因可能是“关键词”比“语词”更容易理解，“学校”有着比“工作室”更长久的认知。从“关键词”到“语词”，从“学校”到“工作室”，表面上是一个独立项目进入美术馆体制之内所必须的转变，似乎只有召唤“语言”，才能更好地烘托出“类语言学”或者说“类科学”的解读。

这一观念和知觉上的轻微位移，很直接地反映了项目本身的矛盾性。项目2005年启动，目的是“在中国社会中搜索数量大约一百个左右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对于了解当今中国社会生活和社会总体的意识倾向有所帮助”，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录像与文本相配合的“今天，艺术”主题，采访对象主要是当代艺术家；同年，徐坦到印尼参加驻地项目，受海啸启发发展了“求生演习”这一主题。2008年与维他命合作出版《关键词词典》，“学校”的形态也固定下来（第53界威尼斯双年展上也沿用“学校”）。到了2009年在青岛中瑞物流器械有限公司（Cowin Global）举办的时候，学校形成了新的视觉形式，从红白蓝彩条塑料布的临时木屋变成了采用PVC材料和金属支架的工业结构——这也是本次在OCAT展出时的主要形式。原《词典》的语音学元素似乎不再重要，新引入的是“色彩”这一联想机制，对话者被要求将谈到的关键词用不同的颜色标出。早期的访问录像既是纪录也是视觉形式，到了这一阶段则只有录音被保留为辅助性的研究手段。这当中的数次转向，被拉长的展开过程和多次变换的实施语境所模糊，使得整个项目呈现出一种令人难以进入的面貌。本次OCAT展览现场的陈列，文献的辅助理解和史料功能被弱化到可有可无，也在另一方面加深了这种困惑。

一个以“对话”为主要形式的作品，似乎精确地复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理性的现代神话，受嘉宾问答的气氛触发，现场观众通常会感觉到某种发问的冲动。这个时候，真理似乎并非总是越辩越明，语言的暧昧性也更加一目了然。如果说今天仍然要确信艺术家的意图永远是滴水不漏的，那似乎又回到了一种相信获得解放和普世真理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坦的语言工作室确实足以成为“新的提问的起点”，所谓合法性的危机如果可以透析出自反（reflexivity），艺术家和观众就可以趟着非知识的“浑水”悠然前行了。

文／ 蔡影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