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曲线：德国的激进艺术与教育

1967年6月22日下午，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召开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新闻发布会，宣布德国学生党（DSP）成立。就在20天前，一名警察在反对伊朗沙阿访问柏林的游行中杀害了学生本诺·奥内索格（Benno Ohnesorg）——这一事件标志了西德学生政治运动的关键时刻，也是68运动的导火索。在这一动荡背景下，我们从一张照片中看到，博伊斯和他的学生们坐在一起，学生们正低着头若有所思看着教授用粉笔在地上画的图：一些线条和圆圈，其中一个圆圈周围写上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词。这似乎在明确强调，照片中的这一公开姿态正被当代的教学、民主和三权分立危机所包围。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的很多革命性艺术和政治模式正是从教育领域涌现的。从很多方面来说，学习可能会经历失败，但这段历史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档案。

就在博伊斯的新闻发布会五个月后，新学生党章程的签署被记录在另一张照片中（两张照片均由著名的激浪派和偶发艺术视觉记录者乌特·克洛普豪斯[Ute Klophaus]拍摄）：博伊斯、约翰内斯·斯图特根（Johannes Stüttgen，博伊斯当时的学生，也是他的亲密盟友）、激浪派作曲家亨宁·克里斯蒂安森（Henning Christiansen）和诗人、评论家兼教育家巴松·布洛克（Bazon

杂志 PRINT 2011年2月

合营

真正意义上共享、社群化、作者多元的创作乌托邦似乎日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这一梦想并未消亡：合作依然是逃离西方父权式神秘主义、权力结构以及艺术市场织就的原创性和作者性之网的一条路径。集体和合作关系从本质上讲依然被认为是具有解放力的。这一特征与共同劳动和协同工作相关，而非徘徊在工作室的孤立隔绝中。女性主义艺术家、《M/E/A/N/I/N/G》杂志的前任编辑米拉·绍尔（Mira Schor）认为，具有共同目标的集体对于个体的激活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超越自身的释放”。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合作型和集体性的实践促生了主体性的另类模式；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这种实践可以打开多样化的与他者共存的关系模式，同时也颠覆了可见性与再现的霸权体制。这些愿景对在1970、80年代日渐活跃的女性主义、酷儿、后殖民和反种族主义文化实践来说极为关键，同一时期，人们重新发掘了历史先锋派的价值，从野兽派到达达，再到俄罗斯的生产主义。自我组织的另类空间，合作性画廊等等，也是在对不对称的权力关系的重新省视的基础上出现的。

事实上，从身份政治（其终极目标是反身份化的）角度出发的权力分析涉及的是具体的群体而非个人。一个具有霸权性的群体（如白人男性艺术家）可能受到合作实践的挑战，其中所谓的自然权力显然要接受批判性的团结需求的冲击。艺术史学家艾瑞特·罗格夫（Irit Rogoff）曾这样写道（尤其在谈到游击队女孩[Guerril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