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德国今年的六月热浪来势汹汹，连续多日气温在30度以上，虽然欧洲各大展览接踵开幕，出行也需要一定的勇气。在卡塞尔度过的三天，平均每天的步数都在两万步以上，但就算这样也并没能看到展览的全貌。除了来不及走完遍布全城的30多个场馆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是一场几乎无关作为“物”的艺术作品的展览，取而代之的是对持续性和现场创作的关注，到处都是开放的可能性以及对观众的邀请：有菜园和共享厨房（Britto Arts Trust），有在巴洛克城堡旁的草坪上搭建的桑拿和露天影院（Cinema Caravan和栗林隆，后巡回至不同场地），有在主展览场地内的滑板场（Baan Noorg Collaborative Arts and Culture）和印刷店（lumbung Press），有棋牌桌游，有BDSM派对（Party Office）等各类仿若游戏体验的活动。如果想好好玩的话，在任何一个场地就可以消磨一整天的时间。对于经历了漫长疫情的观众来说，文献展的社交氛围为累积多年的隔离疲劳提供了缓解，ruangrupa的这场展览显然和大众熟悉的多数双年展不同，这不是一个可以打卡勾完作品清单的展览，而更多的是方法的分享，档案的聚集和对各种实验的拥抱。虽然看似反艺术市场而行之，但对于很多来去匆匆的艺术观众来说，面对这些需要时间和沟通成本才能管中窥豹的“作品”，似乎只能一边看着别人玩一边迟疑是否这也是当下风行的体验经济的一种形式。
不但成年人可以玩，在最主要的展场Fridericianum内，一楼近一半的空间被布置成了当代艺术空间很难得一见的“托儿区”，虽然有着浓烈的华德福教育的气息，但这儿的安排毫不敷衍，除了常见的游乐区，还有图书室、教室、放映室和活动间，以及从早排到晚的户外探索、阅读、表演和各类手工活动——甚至可以说是本届文献展策展理念的缩影。ruangrupa为这场展览设置的概念框架是“lumbung”，在印尼语中意为“米仓”，即村庄里集体管理的公共粮仓，以备不时之需；另一个重要的印尼语词是“nongkrong”，指的是大家聚在一起闲逛吹水。在这两个概念工具的指引下，一场以共享资源和可持续性创作为核心且有着欢快氛围的艺术现场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实现。ruangrupa共邀请了67个核心团体，不少已经拥有多年实践经验，且绝大部分来自商业艺术圈之外和全球南方。通过去中心化的策展方法，ruangrupa给予各团体充分的自由和信心，发挥各自的创作和组织才能。
在世界分崩离析之时，这种看似散漫且拥抱团体概念的策展前提或许会让人好奇，是否又是一次充满幻想和感性表达的集体主义狂欢，就像许多在全球北方语境中探索类似概念的展览一样，让来自不同社会政治背景又社恐的观众感到不适？令人欣慰的是，策展团队对集体的定义相当灵活，提供了多样化的观点，避免样板化倾向。例如在Fridericianum内，ruangrupa与另外两个印尼团体Serrum和Grafis Huru Hara于2018年组建的替代式公共教育项目“Gudskul”占据了一楼大部分的空间。通过各种桌游、类似跳蚤市场的知识交易会，以及墙上地面不断生长的思维导图和问题板，观众有机会切身地在这个具有生成性的空间里体验成为集体一员会面对的问题和机遇。楼上，来自突尼斯的El Warcha将展览空间改造成嘈杂的木工车间，邀请观众参与设计各种形态各异的椅子。在流经卡塞尔的富尔达河（Fulda）对岸，来自广州的小组菠萝核（BOLOHO）将一个工厂食堂改造成了自助中餐厅，让疲于看展的我们边听着粤语情景喜剧边吃着在卡塞尔最满足的一顿饭。热闹之余，展览也在各大场地设置了“静室”（quiet room），如果受不了高密度的人群和集体氛围，可以去这些有沙发的小房间内关上门静一静。此外，大量豆袋和各种舒适的坐垫睡垫也遍布展场，加上高质量的影音设备和放映环境，在艺术展中观看影像作品变得没那么困难，也更容易感受到用电影进行社区构建和自治实践的力量。成立于2005年的Wakaliga Uganda是一个来自乌干达贫民窟的电影工作室，他们以每部片不到200美元的预算制作出精彩程度堪比昆汀·塔伦蒂诺的手工动作电影，目的之一在于帮助青少年掌握影像和表演技能，远离贫困地区常见的酒精和毒品问题。来自叙利亚北部库尔德地区的罗贾瓦电影公社（Komîna Fîlm a Rojava）通过放映活动、电影学校和集体创作，在这个被战乱侵蚀的地区让更多人通过电影发声。
除了各种在现场生成的聚集形式，群体组建背后不同的原因、语境、冲突和身份问题也是这次展览努力想让人看见的东西。Fridericianum隔壁Documenta Halle的入口被改造成参考肯尼亚马赛人（Maasai）传统住宅和贫民窟建筑搭建的隧道，这个充满铁锈和草席气味的空间展示了2004年在内罗毕人口最稠密的贫民窟Lunga Lunga创立的艺术项目Wajukuu Art Project。入选2021年特纳奖的Project Art Works在文献展上的展示和工作坊活动聚焦神经多元者等群体的需求。来自哥本哈根的Trampoline House则为被边缘和妖魔化的难民提供庇护和表达空间。在Karlsaue公园草地上搭建的黑帐篷中，中国艺术家曹明浩和陈建军的《水系避难所》项目展示了如何与草原牧民合作进行草场修复，同时展开对包括植物、动物、人类与全球环境的纠缠性思考。
虽然这场文献展并不强调实体作品的呈现，但在现场仍能感受到展览制作的高标准，比如这次不少档案项目的内容清晰明确，展示方式丰富但不杂乱。在Fridericianum，成立于2019年的“阿尔及利亚女性抗争档案”（Archives des luttes des femmes en Algérie）提供了60多份不同材料的复制品，如政治小册子、海报、照片和电影材料，让观众在阅读的同时有机会思考身体如何对待以及在这些脆弱的文件周围移动。来自马拉喀什的艺术家团体Le 18开辟了一块休息室和学习区，里面有丰富的摩洛哥艺术书籍和期刊和一个DVD影像馆，可以在舒适到仿若家具展的放映区观看。来自香港的亚洲艺术文献库（Asia Art Archive）的展示强调了艺术家本身在保存和调解艺术知识方面的作用，分享来自印度、泰国和东南亚等地被忽视的项目的文献，努力填补标准艺术史的空白。受人瞩目的还有来自古巴的“汉娜·阿伦特行动学院”（Instituto de Artivismo Hannah Arendt，INSTA），它们通过每十天更换一次展览，全面地展示受到古巴政府审查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不同艺术项目或实践。
除了思考如何用各种展览策略在欧洲艺术语境中再现这些团体，在“米仓”的理念下，ruangrupa将展览资金进行了再分配，每组受邀团体都获得一笔预算，如何使用由各团体自行决定，或许对于很多团体来说这并不是一笔很大的资助，其中一些将这笔钱用在了日常运营开销而非展览制作上，但能够利用一次艺术展达到这样的成果已经实属不易。也正是因此，没有人知道这届文献展究竟有多大，每个被邀请的团队都利用这笔预算邀请更多艺术家和团体，据估计至少有1000人在卡塞尔展示作品，或举办讲座、表演、烹饪等各种交流和创作活动。对于策展团队和这些团体来说，制作这一届文献展是一项异常艰苦的工作。因为疫情，远距离的沟通和Zoom会议有时让人疲惫不堪，再加上德国臭名昭著的官僚作风，一路上坎坷不断。在这次展览的核心访客中心ruruHaus的地下室，ruangrupa整理了一条时间线，梳理了今年被一连串灾难打断的文献展策展过程——疫情、俄乌战争、哈瑙枪击案、签证问题等等。在这样的条件下，最终文献展成品超乎预期的高质量呈现格外令人感慨。虽然策展团队似乎成功地利用自上而下的资源制造出了空隙，但事情从不会这么简单顺利。
一颗炸弹还是在开幕后被引爆了。就像开幕当天骤降十多度的天气，预展时的集体欢乐氛围因为一件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事件瞬间变得五味杂陈。开展不到两天后，在弗里德里希广场（Friedrichsplatz）上展出的巨幅绘画因为画面包含反犹主义形象的人物，引发德国社会强烈争议，德国媒体大都以“丑闻”来形容这个事件的严重性，作品在我到达卡塞尔时就已经用黑布遮盖起来，第二天就彻底拆除。对于文献展官方来说，任命一个来自印尼的团体为策展人已经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虽然文献展一直具有实验性的声誉，但这也是一个浸透了自上而下的策展文化和受德国政府制度制约的机构。印尼日惹团体“稻米之牙”（Taring Padi）于2002年创作的这幅《人民的正义》（People’s Justice）最初是为了回应印尼苏哈托的暴力军事独裁。在很多德国媒体和官方看来，这一事件是可以避免的，因此格外令一些人感到愤怒。这幅画是在预展结束后，才出现在弗里德里希广场上，而且ruangrupa在之后的声明中称，他们一开始并没有发现作品中的这些人物形象，文献展总监萨宾·肖曼（Sabine Schorman）也表示，作品并不是为这届文献展创作，而且“文献展管理部门不是，也不应该是要求艺术展品必须事先提交审查的机构”。虽然作品已被撤除，但对一些人来说，这次文献展已经结束。来自政治家和媒体的一连串批评已经宣布整个展览是国家的耻辱，要求政府对未来的展览进行更多的监控，要求肖曼辞职。在文献展开幕前的几个月，ruangrupa已经发现自己陷入无谓的反犹主义指控中，因为一些参展艺术家和团体曾参与签署一封公开信，认为德国议会2019年将支持巴勒斯坦公民平等权利的“抵制，撤资和制裁（BDS）运动”定义为反犹主义的决议威胁到艺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很多人开始把这个活动视为全面讨伐的对象。在开幕前几天，展示巴勒斯坦文化团体“资金问题”（The Question of Funding）的空间更是成为破坏者的目标，虽然最终这场关于加沙Eltiqa艺术团体的展览照常举行，“资金问题”也在卡塞尔积极举办各种关于替代性集体资金结构的讨论，但展厅墙上仍保留了被破坏者喷上的“187”和“P”字样，提醒着观众看似白盒子的展厅其实是蕴藏杀机的多重世界。
开幕不到一周的时间，大家已经看到了文献展如何成为反映德国联邦体制内部冲突和混乱的集体罪责心态管理的缩影。管理部门已经宣布，虽然应容许艺术自由，但ruangrupa必须在法兰克福的安妮·弗兰克中心（Anne Frank Center）的协助下对整个展览中其他可能的冒犯性内容展开审查。而且谴责已经延伸到对ruangrupa的去中心主义策展方式的质疑，一些人认为，“稻米之牙事件”的发生已经说明这种方法是无效的。但在这种势不可挡的审判气氛下，并无法针对事件本身进行任何讨论，尤其是对来到卡塞尔的很多艺术家来说，他们与这场争议的内容本身并没有太大关系，但目睹整个展览极速且彻底地被批判，或许反而证明了为什么要建立集体——要在令人窒息的系统中努力挖开替代性的艺术和公民空间。而这似乎要比德国政府一直挂在嘴边的“Multi-Kulti”（多元文化主义）更为重要，也更难在由公共资助的项目中得到表现。
有人说，这届不断变化的文献展就像是一场流水席，可能没有人能够体验全部的内容。但这可能也是文献展最后一次以这种形式举办。虽然能够接待你，但这个系统并不一定喜欢你，这在欧洲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如何能在一个依然以视觉为主导的展览中、向短暂停留的观众传递“集体”复杂且长期的存在过程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或许这是一场只能或多或少完整存在于文献中的展览，但趁事情还没有变得更糟之前抓紧时间去赶热闹，会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文／ 冯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