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3月20号抵达香港，在还没有开始任何的艺术类行程时，我决定与之前一起生活了四年的室友吃第一餐晚饭。前室友是一名香港独立平面设计师，同时一直致力于艺术和本地社区结合的项目。她告诉我：“你搬走后的四年，这里发生了很多变化。很多朋友离开了香港。”听完后我的心情复杂，尽管这里不再是我的居住地，而且和很多人一样，疫情爆发以来就一直没有机会再访，但香港好像始终给我一种“故园风雨后”的熟悉与陌生。室友说到他们在申请艺发局项目资助的时候，需要上一门关于国安法的课程，很多艺术家的项目也可能不再被批准。我在庆幸我的粤语没有退步的同时，也发现她的普通话变差了。
饭后我们一起去了M+的派对，但很快在现场人潮的冲击下分散告别。费了一番力气，我终于找到约定在这里碰面的几位香港艺术家和策展人朋友。几轮紧紧的拥抱过后，大家的眼眶都有点湿润。音乐声很大，但也盖不过周围不断发生的久别重逢的欢呼和问候。聊不完的话题、不知从何讲起的经历，当然也不缺为明天即将开幕的博览会热身的职业客套。尽管现场音乐到位，大家似乎无心跳舞，重启的积极氛围背后多少也能感到些许忐忑和谨慎。
第二天的会展中心，香港再次用它的高效证明了这里依然是资本和机遇在亚洲流通的最佳中转站。我跟艺术家杨沛铿约在他这次参加巴塞尔博览会“艺聚空间”（Encounter）单元的作品《屋檐下的拥抱先生们》（2021）下碰面。被连根拔起、悬在半空的绿色植物似乎也可以用来隐喻艺术家本人的近况。他去年大部分时间都在欧洲和东南亚进行驻留，今年很多展览计划也可能都在欧洲。就这些不具备更大商业价值可能的作品而言，他们只能向外，我们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内循环”。而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艺术交流已经因物理和政治因素中断许久，想要迅速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暂时不太可能。走马观花地看完今年的展会，最直观的感受是“安全”。换句话说也就是，视觉上令人愉悦的绘画作品占据了多数。那么，那些挑战观者走出“舒适圈”的作品未来前景该如何呢，留给它们的舞台会不会越来越窄？也许这不是一个需要在博览会上思考的问题。毕竟，后来从一些画廊的朋友处得知，这次展会销售还算不错。尤其内地的一些中小型画廊，有回本和小赚。我为他们感到高兴，毕竟他们才是艺术商业系统里的大多数，而且是每个地方艺术基础设施和生态的重要贡献者。
至于香港自身的艺术生态，博览会次日我在会展中心跟艺术家梁志和、黄志恒相约见面聊起来。他们告诉我现在本地的审查也许比内地更严格，有些展览和作品内地艺术家可以在这里做，但香港艺术家不能做。在自我审查和外部审查难分彼此，舆论环境异常复杂这一点上，香港和内地似乎越来越统一。与他们告别后，我没有再进入博览会展厅，而是选择钻进“光映现场”（Film）单元的放映厅，用两个小时看完了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2021年在哥伦比亚拍摄完成的剧情长片《记忆》。艺术家用浓密、强烈的视听语言构建起来的梦境和现实的恍惚交错，与我两三天来在自身曾经生活过的这座城市里所感受到的各种变与不变之间的细微界线产生了奇妙的共振。
之后我留了一整天的时间去看了大馆和M+的展览。大馆的“神话制造者——光·合作用 III”将LGBTQ主题放置在传统与当下、身体和历史的交叉点上探讨，它聚焦于亚洲及离散族群的酷儿议题，也符合其诉诸的后殖民语境。但和所有此类语境下的话题类似，来自内地的观众依然是难以直接进入讨论。在M+，我看了两场许久没有看到的高质量美术馆展览：无论是希克藏品展上清晰的历史线索，还是草间弥生展上毫不晦涩和矫饰的作品安排，两个展览都以扎实、不卖弄的文献研究和简洁明了视觉呈现展示了如此巨大规模的一家美术馆应该达到的标准和履行的公共责任。除此以外，其他让我花了较长时间细看的展览还包括位于黄竹坑的刺点画廊的王拓个展和马凌画廊田湾空间的郑波个展。两个展览短时间内应该都无法在国内展出：前者借助虚构人物之间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对话，描绘了当代中国不同政治立场和历史认识之间的角力，以及个体在意志和行动上的悖论；后者延续了郑波在酷儿身份、生态政治等话题上的长期探索，并将其诉诸于新的音画风景。
在香港的最后一天，我决定去港岛的对岸拜访几位老朋友。艺术家曾家伟带我去了位于大角咀的Feyerabend看他的新项目“坏习惯”。这是一个藏在唐楼里的独立艺术空间；而曾家伟的新作主要讲述了这两年他在异地驻留，以及疫情下日常情绪和行为、身体和精神之间的张力。在位于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JCCAC）大楼里的“新公园”（由黃湲婷、何兆南和郭浩忠联合创立），我意外地撞见了此次展览的艺术家叶建邦。他的第二个孩子刚出生不久，我们随意地聊起了他近期的生活和创作状况。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他在展览的文字日记里写下来的一段话：“只有内容表面看似消失的时候，才能吸引人去注意那些原本就被前设你需要知道的事情，荒谬愚蠢的是最终你极有可能又浪费了生命的几分钟，但我却花了近十年来探究这些愚蠢的事情。”最后我约了Eunice Tsang去深水埗看了她创立的空间Current Plans。2015年，我们在Para Site的策展人工作坊相识，那时她还是编辑和写作者。这些年她从机构转为独立身份，热情满满地做起了自己的空间。这让我不免想到五六年前香港的那些独立艺术空间，它们大部分都已经结束了自己的使命，但其愿景正在新的一批自我组织的实践者身上得到延续和重生。香港的朋友们都跟我说了相似的话：巴塞尔这一周大家都觉得或盼望一切回归常态，但常态的底色实际已经发生了改变。关于现状，也许不需要立刻有明确的答案，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这变与不变的暧昧场域中寻求新生。
文／ 陈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