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这次的成都之行伴随着的是对天气的种种揣测与不安。成都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以及暴雨造成的灾害已经成为了国人关注的热点，在奔赴“灾区”之前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在抵达蓉城之后发现受到的影响可谓既荒谬又严酷：所住的宾馆由于水源污染而连续停水三日。解决方案之一是每天都会由服务员向房间派送桶装纯净水，以备洗漱饮用之需，不过这种极不环保的“奢侈”待遇，根本无法代替在被潮热空气折磨一天之后的淋漓畅快。在水体发达的地方却碰上这样的事儿，也算是精确注脚了层层设防的“当代生活”的脆弱性。
对于天气同感焦虑的还有周末要开幕的机构与画廊。A4当代艺术中心本就位于远郊，更不希望因为阴雨影响开幕活动的质量。这座位于成都南部延长线的著名“富人区”麓山国际内的艺术机构，和很多国内成功的案例一样，都依托于房地产巨擘们的文化策略：引进以非盈利为目的的当代艺术事业，作为自身品牌效应的延伸。然而此“延伸”的动力与逻辑装置似乎总显得有些脆弱，其效果与价值总有需要检讨与反思之处：这种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实践，虽然在现阶段显得生机勃勃，大有可为，但却因为与整体政治经济环境的无限联接，与资本系统的直接亲缘关系，而多少让人对其可持续性与可能性保持一定的怀疑。机构的“中立”来源于母体企业的“不干预”，依赖于投资方对于当代艺术的某种“正确”的理解与判断，而非成熟机制下，例如董事会制度的“民主”效应。企业文化是否真的兼容当代艺术的思考向度，是否能充分稀释资本运作下独立与受宰制的矛盾，还是依然以一种变相的趋利态度，将当代艺术当作某种昂贵、璀璨的勋章，这一切除了等待时间的检验之外，其实也可以作为当下中国机构反身思考的重要起点。
这种模式的另一问题在于其与在地环境的关系变得难以处理：不是在地文化的自然生长，而是和房地产市场大环境下突然涌现于中国各地的新区一样，带有着鲜明的外来与景观色彩。当然A4在这方面的工作值得肯定：一方面对域外经验采取开放的态度，希冀成为交流的场域，另一方面并非对本地当代艺术环境的建设不闻不问。“青年艺术家实验季”的开展便有这样的倾向：对于“青年”与“实验”的强调便是对既有体系的一次小规模“反动”。“既有”在这里既指代四川当代艺术实践中绘画传统过于强势的现状，亦涉及强大的、以川美为核心的教学“传承”制度。这一期的实验季，五组艺术家虽然有三组来自成都，但他们的身份与教育背景都与美院系统无关，所从事的工作也大致可以归入“新媒体艺术”的序列。在几日的交流中，很多艺术家都谈及四川绘画传统对于主流视野的占据，使很多其他“小”媒介无可分享的话语权。而这种局面也许恰是A4这种机构可以拓展的变数空间。
如果说如何成为带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意味的机构是个永恒的难题，那么成为一个各方面都“专业”的机构则是另一个。A4当代艺术中心的建筑脱胎于一处纯商业地产，其内部结构与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很难与美术馆式的空间兼容，这使得展览的布置与展示的效果，比如构建每个个展之间的空间关联性变得相对难以保证。这一点足以构成机构具体的焦虑——“焦虑”这个词在展前的研讨会上一经提起，便迅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艺术家创作的焦虑，策展人方案的焦虑，机构自我循环的焦虑，媒体如何“服务”的焦虑，所有的问题，具体或是抽象，最后都以焦虑的形式回归到个体之中。这似乎便是当代艺术的真正工作状态：所有的决断都是在焦虑中发出，最后又以创造出新的焦虑因素而告终。
那么画廊的焦虑是什么呢？“青年艺术家实验季”揭幕的同一天适逢千高原艺术空间新馆开张，艺术家熊宇的个展“时间的节点”开幕，老板刘杰在接待南来北往的朋友的同时似乎鲜有表达焦虑的时间。然而千高原作为成都最具代表性的实验艺术画廊，其焦虑应该早已超越“卖”与“不卖”的基本面，上升到如何建构更专业与更具自身视野的层次去了。新馆相对旧馆而言宽敞、气派不少，其三层的空间已接近小美术馆的体量。然而就细节而言，似乎要做的工作还不少：地面的打磨还很粗糙斑驳，着实影响观众对空间的整体把握；灯光方面也已射灯为主，光线在画作上的分布并不均匀。此外，面积扩大的最大挑战其实在于如何“填满”它，我和可能即将在这里做展览的成都艺术家陈亮杰笑谈道：“你得画多少张，画多大尺幅才能让这里不显得空呢？”
在与刘杰的讨论中，他一直强调A4这样的机构与千高原这样的画廊应该形成某种相互补充与依存的结构，同时作为成都当代艺术的有机因素，而不能画地为牢，不相往来。似乎可以将这种结构归结为某种张力，在非盈利与商业之间，在大资本与小资本之间，在公众与当代艺术的专业群体之间，需要不断拓展出新的渠道与脉络，解决现状带来的制度压抑与精神束缚。对于成都这种明显带有“偏安”色彩的城市，如何保持张力，而不是只“张”而无“力”，大概是最为核心的问题，当然这里面牵扯到的诸多事宜即使在当代艺术的核心城市也依然没有理清头绪。
开幕上人来人往，很多成都文化界、艺术节的传奇人士纷纷现身，有人驻足与熟人攀谈，有人则是穿梭往复，乐此不疲。在前一天的研讨会上“共同体”问题再次被提及，我的观点依然是：共同体已然形成，历史的，趣味的，保守的，颠覆的，且每个共同体都在践行着他们认为正确与有意义的事情；然而每个共同体又都是孤独的，他们总是内陷于主体与他者、与自身边界无限纠结的判断之中，总不断试图脱离与再次集结。在这个开幕上，我正在目睹这一幕，就像在北京与上海目睹的一样，我们总是在身处与孤独的两难中不断前行。
文／ 杨北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