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围绕乔治·迪迪-于贝尔曼（Georges Didi-Huberman）和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所展开的研讨会的“所见所闻”是个不太容易下笔的题目，尤其当这两位学者的著作还尚未有中文出版的情况下，“所闻”很容易流于概念罗列或难以有的放矢。上交自己的会议笔记显然是不适宜的，因为既无法保证全面也难以保障忠实；而篇幅限制亦不允许任何逐一概括演讲内容的写作方案。类似的关于切入角度与深入范围的选择问题同样也是OCAT北京馆的学术总监和出版部主任董冰峰在策划该机构的第一场公共项目时所面临的挑战：在国内艺术领域第一次正式展开的围绕迪迪-于贝尔曼学术思想的研讨班究竟应该以“求全”的方式来迎补知识领域的空白，还是应当在开场即就其研究腹地的某些关键论题展开讨论？而在中文语境下，上述二选一方案中的任何一个亦存在如何切实保证广度和深度的问题。
董冰峰和他的团队给出了一个诚恳也更加合理的方案：将研讨会在2014年10月至2015年6月的时间段内分为四期的系列形式，逐期展开围绕这位法国哲学家、艺术史学家代表性论著及策展实践的学术讨论。前两期面向提前预约的听众展开学科综述、专题研究和开放讨论，这样一方面可在一个相对开放的平台上聚集起中文语境下对于迪迪-于贝尔曼学术思想的兴趣人群和研究群体；另一方面也可以确保后期研讨的针对性和深入程度。2015年上中旬的后两场研讨会将邀请迪迪-于贝尔曼本人到场，意愿参与讨论的研究者可以在明年四月之前提交自己的相关研究论文（英法文皆可），由前者亲自筛选与会学者从而得以展开一对一的学术交流。
首期主题“瓦尔堡的遗产”聚焦于迪迪-于贝尔曼学术体系中的重要分支、即其基于图像学（Iconography）奠基人阿比·瓦尔堡的研究所展开的进一步图像哲学课题。会议由OCAT北京公共项目部主任欧阳潇与中国美术学院博士范白丁主持，演讲者分别来自美术史、图像学、哲学和精神分析领域，这样的结构设计确实对应了瓦尔堡跨越美术史、哲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多重领域的学术系统建构渊源；即使就迪迪-于贝尔曼本人的研究谱系而言，对于哲学与艺术史学的双重跨越也对与会学者和观众的学术训练背景和知识储备系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而这或许也是这位法国学者的研究在中国迟迟没有被全面引入的原因之一。
这种跨越性在与会五位学者的讲稿中皆有涉及而切入角度各不相同，比如天津美院学报的李本正与中国美院博士范白丁在研讨会的首尾分别从瓦尔堡的生平和学术圈子的构成介绍了这位德国天才学者的多重知识渊源和学术系统建立过程；中央美院艺术史教授李军则通过自己的图像研究案例具体示范了迪迪-于贝尔曼基于瓦尔堡的研究所做出的关于”幸存的图像”（l’image survivante）的分析模式，涉及从《维纳斯诞生》到《后赤壁赋图》等多件中外美术史不同时期的作品。
另外两个讲者的切入角度则更为具体：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吴琼教授以“细节与症状：图像学与精神分析的学术渊源”为题，详细阐释了精神分析学中的“症状”（symptôme）概念如何开辟了病理学的图像阅读形态，包括从弗洛伊德到拉康的从图像本体到“观看关系”的欲望分析；而另一位来自北京大学的博士赵文，通过介绍迪迪-于贝尔曼两本基本著作《直面图像：对艺术史的目的之问》（Devant l’image : Question posée aux fin d’une histoire de l’art）和《幸存的图像：阿比·瓦尔堡的艺术史和幽灵时间》（L’image suivivante : Histoire de l’art et temps des fantômes selon Aby Warburg），重点谈论了迪迪-于贝尔曼学术对瓦尔堡的“重新发现”是如何为图像学的研究赋予了新的意义——其中包含了后者学术思想中的非线性美术史观的延续、与尼采的“酒神” （dionysiaque）美学视角相交的“Pathosformel”（暂译为“情念”或“感怆程式”）概念的重释以及新的基于“回路”表征的图像分析与艺术批评方法的建立。除了学术背景和切入角度的差异，与会者各自研究成果的展示和观点的交流也体现出这六位不同世代的研究者不甚相同的方法论和知识体系，为国内迪迪-于贝尔曼学术研究的部分剖面形态围划出一个基本的面貌。
研讨会最后OCAT馆方发布了下期与“蒙太奇”相关的主题，相信会吸引更多当代艺术及电影理论研究者的兴趣。当然，近来国内不同领域都兴起了邀请国外著名学者前来座谈的时髦，但大多数活动的结果除了主办方期待的媒体喧嚣，不过满足了部分粉丝“一睹风貌”式的好奇心。就学术领域而言，此类研讨会如何跨越“与其听一场浅尝辄止的研讨不如回家好好读几页著作”的屏障，不仅有赖于活动策划者的研究方案和组织方法，更倚赖于翻译、讨论等长期不懈的学术基础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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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贺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