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温暖如春却暴雨连连的周日，从潮湿污浊的下东区地铁站出来，沿着嘈杂的德兰西（Delancy）大街一路向西，拐进也许是曼哈顿最后一块极具诱惑并充满各种可能性的“风水宝地”。上世纪80年代，相对便宜的房租让一大批画廊与画商瞄准了当时还是贫穷混乱代名词的下东区，而如今，城市中产化的步伐向南渗透，冲破德兰西大街，盘踞在中国城的核心区域。显然，菜市场、锅贴店和街心公园的广场舞没能阻挡住新一轮的割据。而比尔·维奥拉（Bill Viola），保罗·普雷策（Paul Pretzer），诺尔玛·马克雷（Norma Markley）等正在进行的国际级艺术家的展览，仿佛占了这里鱼龙混杂氛围的便宜，才迸发出不同于别处的另类质感。我此行的目的，是来参加箭厂空间在纽约中国城一处公寓——替代空间PRACTICE——内的新书发布。
在爱烈治（Eldridge）街一栋居民楼下拨通电话，艺术家王旭跑了出来。2013年毕业的他如今已在纽约待了四年有半。他带我一口气爬到五层。一路上所有的住户都是房门紧锁，没有看到任何一位邻居。这是典型的中国城居住景观——你永远不知道里面正在发生什么。而一旦某个契机容许你推门进入，一家十几口的蜗居或纹身大汉的地下生意如各类典型的电影场景般一一上演。
当然你也可以看见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或公寓展。一进门便碰到了箭厂空间的王卫，一口北京腔让我倍感亲切。箭厂空间作为北京最重要的替代性空间，由何颖宜（Raina Ho）、 王卫、姚嘉善（Pauline J. Yao）与翁维共同创立。王卫身后的架子上摆着今天新书发布会的内容：《箭厂空间四年书》，他与同样是创始人的何颖宜大概三天前刚从加州飞来纽约，两天后会在亚洲艺术文献库（AAA）做新书发布的讲座。“此书的出版同时也标志着箭厂自己的出版机构的成立”——来自书中的前言。书的制作简单精致，囊括了2011年到2015年这四年来20多位艺术家或团体的艺术项目——针对其北京二环内胡同里那15平米“临街店面”的定点创作的文献资料。有前年和今年获亚洲文化委员会（ACC）奖学金在纽约做驻留的胡向前和宋拓，也有刘韡、何岸、石青、梁硕等。“那个空间说实话不是特别好做，”王卫说，“怎么样能做一个作品既在特定空间和语境下成立，又有意思，这对艺术家来说还是有难度的。而我们也希望用比较低的预算能做出有质量的展览。” 在北京这样一个嘈杂喧闹、资金狂热的城市，坚持做非盈利的独立空间，又能一直确保展览的实验性和与特定场域的紧密对话，已是不易；而不论是空间的整个风格还是创始人的为人态度都能一直保持低调而适度，不管在哪里的艺术圈都更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翻看四年来的成绩，一个又一个扎实的项目，正是对最初理想的点滴而踏实的构建，令人钦佩。
这次来到纽约，箭厂选择在这个居民楼的空间做新书发布，也算是机缘巧合：“我是在北京认识他们的，起初觉得挺惊讶，几个刚刚毕业的艺术家，想做这样一个空间，不仅是自己当工作室，也愿意跟别人去分享，想把它做成一个平台。而且他们说我们也可以住在这里。”聊到这，我发现自己正身处一个三室一厅的公寓，其中一室作为王卫在纽约的临时住处，打了一张地铺，旁边放有一张书桌。另外两室作为展览空间。这个名叫PRACTICE的中国城公寓其实是王旭、Cici Wu和何京闻三位年轻艺术家的工作室，但同时也为短期到访或停留纽约的艺术家朋友提供简易的住宿或举办活动的场所：“我们现在的定位还很模糊，它又是一个工作室，也是一个展览空间，但它的未来还处于未知的状态。比如它以后会不会是一个画廊？而画廊是否只有一种定义？”Cici Wu去年一毕业就搬来纽约。问起上一次的活动，王旭说到：“之前在北京见到曹斐，知道她要来纽约，我们提议可以让她把这里当做一个中转站，做一些轻松的、和艺术没有特别直接关系的活动，比如可以见见朋友。因为来往的都是过客，都是流动的朋友（migrating friends）。”“流动的朋友”是这个团队逐渐形成的概念，而作为朋友身份的来来往往让这里聚集了不少人气，也是这个空间给人的直观感受。与箭厂的以项目为核心的空间相比，这里更是一个聚会的场所：“我们把朋友这个概念放在第一位。” 他们的朋友Bruno Pogacnik也刚从自己附近的工作室赶来。同样选在居民楼里，一个月1500美元能租下整个一层，这已经是在曼哈顿无法再找到的房租：“工作室合同快到期了，现在不太容易找到这么便宜的房子了，中国城的房价也越来越贵。”让纽约艺术家永远无法泰然处之的房租像是造成艺术家移动的驱动力，也见证了这个城市的流动和变迁。曾经在北京居住了十年的摄影师Frank Yu，因是箭厂的老朋友而来参加活动：“北京现在变化太大了，而我回到这里，发现纽约也不是以前的纽约了，而且现在有很多中国的年轻艺术家来到这里，过了几年又离开。这里像个客栈。”
是的，始终年轻的纽约中国艺术圈就像个熙来攘往的客栈，你总会在认识新朋友的同时与老朋友告别。留下的人也在一边不停比较着中国和美国的发展机遇和好坏差别，一边像每一个纽约客一样，尽力运用自身能力和环境资源在这个世界舞台上发声。他们往往在现实状态和艺术理想之间挣扎前行。自我组织和经营的平台成为其中相对好达成的实践方式。类似PRACTICE这样由中国年轻艺术家组织的替代空间在纽约也渐渐有些规模，如艺术家林锐和朋友的空间SLEEP CENTER，同样位于中国城的一个近200平米的半地下室内，后面用做工作室，前面的小半部分用做展览空间。目前已经策划了五个展览。
不管是北京的胡同，香港的筒子楼，还是纽约的中国城，这类生长于都会城市的替代空间，由于贯穿始终的理想主义价值观和极为“接地气儿”的选址，都让不少人为之兴奋。但是对空间内项目的实验性与前瞻性的把控或许永远大于空间本身的意义。正如“什么是‘好机构’”，如何坚持做一个“好机构”，是箭厂在书中提出的问题，也是如今每一个年轻的机构应该认真思考和把握的方向。
天色渐晚，和朋友一并下楼。菜市场已经关门，但残留的污水还在地上流淌。走着走着，朋友说看见纽约著名的批评家夫妇Jerry Saltz和Roberta Smith从旁边经过。这就是现在的中国城，混沌之中万众瞩目。
文／ 刘倩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