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FILM & VIDEO
八月上旬的一个夜晚，我们抵达科索沃南部的普里兹伦。老桥旁，浅浅的河面上搭着木制平台，一场露天电影正在放映。风吹动银幕，影像也随之起伏。我们还没兑换观影券，便和路过的本地人一起坐到河床上，看完了放映。
这是科索沃国际纪录片与短片电影节DokuFest的“再连接”（Re:Connect）单元，由瑞士资金支持，让瑞士与科索沃的年轻人在普里兹伦驻留两周，探讨身份与归属。这些创作者几乎都是出生于瑞士的科索沃侨民二代；在他们的镜头中，科索沃是一幅由父母的讲述、家庭录像与暑期探亲记忆拼接而成的蒙太奇。
而我的科索沃之旅，也恰似一场从德国出发的“探亲”暑假。来到普里兹伦前，我们先在北部的米特罗维察（Mitrovica）待了五天。那里是我们在德国的朋友F的家乡，她家有七姐弟、几十个表亲，其中几家的花园彼此相连，几乎每次走进客厅，都能刷新出新的亲戚。银幕上的画面与我前几天的经历一次又一次重叠：
《玩具枪》（Baby Gun）记录了圣乔治日上拿着玩具枪追逐的孩童，而就在前一天，我也恰好在街角抓拍过相似的一幕。许多影片的故事都落在母亲、姑妈或祖母等女性长辈身上。《钩织记忆》（Crocheting Memories）讲述钩针工艺如何承载家庭情感与视觉记忆，令我想起F姑妈一尘不染的房子——那里连饮水机都盖着专门的白色钩针盖布。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家庭录像，也让我想起F的父亲讲过的往事：他和在瑞士的哥哥曾各有一台录影机，每周互相寄送记录各自生活的影像，像是古早的Vlog，让缺席的亲人继续参与彼此的生活。
唯一的错位在于，普里兹伦的河面上可以搭起平台供全城观影，而在米特罗维察，同样穿城而过的伊巴尔河，却把城市一分为二。
科索沃逾九成人口为阿尔巴尼亚族，作为少数的塞尔维亚族则多数聚居于北部，伊巴尔河作为两个族群聚居地的交界处成为了最尖锐的对峙前线：主桥两端至今驻扎着国际维和部队；两岸立满各自战争英雄的塑像，这些英雄往往面向或手指河对岸；超市货架上的每件产品都在价签旁额外贴着一张标注产地的国旗贴纸，令每一次采购都成为一次“投票”。
F带我们过桥去看塞族社区。她说，在北岸，就算和家人在一起，她也绝不会开口讲阿尔巴尼亚语。沿路，一个十来岁的男孩站在自家露台上朝我们挥动塞尔维亚国旗；我们想进一座东正教堂看看，被一个讲塞语的男人从花园里赶了出去。回到南岸，F明显舒了一口气。
科索沃在塞尔维亚的民族叙事中近乎耶路撒冷。1389年对抗奥斯曼的那场战役被代代传唱为“科索沃神话”（Kosovo Myth），令这片土地成为其民族认同中不可让渡的原点；然而到20世纪后半叶，这里的居民早已绝大多数是阿尔巴尼亚人。1989年，塞尔维亚修宪取消科索沃的自治地位，高压措施接踵而至，阿尔巴尼亚语学校相继关闭。F的父亲原是一名中学地理老师，1990至1994年，他在自家开设家庭学校，教授阿尔巴尼亚文学，四年没有收入，全靠在瑞士打工的哥哥接济。这样的家庭学校和侨民网络在当时都十分普遍。前者让文化得以传承，后者则支持亲人留在科索沃，把抗争继续下去。1998年，矛盾升级为战争；次年北约介入。战后，科索沃由联合国托管，直至2008年宣布独立，而塞尔维亚至今不予承认。
行至伊巴尔河畔的村落，南斯拉夫时期的集体住宅仍有人居住，楼身上零星的弹孔却迟迟未被修补。F说，这里仿佛还处在一段脆弱的停火期。战时遭到更严重破坏的米特罗维察，反倒显得簇新而潦草：战后陆续建起的房屋大多不过两层，红砖裸露，不少是靠海外亲戚的汇款一点点盖起来的；而那些白墙灰瓦、装着不锈钢扶手和雕花铁门的住宅，则多是侨民回乡所建。八月正是侨民返乡办婚礼的旺季，接亲车队不时呼啸而过，引擎盖上铺着阿尔巴尼亚国旗。
如今，每三个科索沃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国外，多集中于德国、瑞士等德语国家；2024年，侨汇占到科索沃GDP的17.3%。也许是出于对美国与北约支持其独立的感念，在我所看到的范围内，这里的人对美国有一种张扬而仿佛不证自明的热爱：F弟弟的车钥匙和她好友的手机壳上都是美国国旗，首都普里什蒂纳把克林顿的塑像安置在最显眼处。
在米特罗维察，我们经过一片巨大的烂尾工地。F无奈地说，几年前这里本要建一座带电影院的购物中心，后来项目黄了。我这才意识到，米特罗维察至今没有电影院，而全国只有两家影院会定期放映《奥德赛》这样的国际商业片；科索沃电影中心（QKK）自2008年成立以来以公共资金资助了百余部电影，却常因缺乏放映场所而难以与观众见面。战后，以DokuFest为代表的五个电影节相继诞生，为电影搭起游击式的临时空间。
今年是DokuFest第二十五届。普里兹伦也曾是一座战后没有电影院的城市。建于1952年的伦巴尔迪（Lumbardhi）影院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却在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沉寂直至空置。电影节创始人之一Veton Nurkollari回忆，2002年，他们几位土生土长的普里兹伦人只是想重新盘活影院：五千欧元预算，三天，二十部纪录片，电影节就此诞生。最初五年，他们没有任何机构资助。后来，伦巴尔迪两度面临被私有化拆除，电影节两度发起保卫运动，联合数十个民间组织、八千名市民联署，最终保住影院并使其列入文化遗产。
今年伦巴尔迪闭门修缮，代班的是清真寺脚下的DokuKino。它同样诞生于电影节的推动，由欧盟、挪威与美国使馆援建，屋顶是露天放映场，日落后充气银幕缓缓立起。闭幕前夜的放映是DokuFest与伦巴尔迪基金会修复的几部1930至1970年代的科索沃纪录片，由本地学生组成的伦巴尔迪实验乐团现场配乐。1972年的《美丽与富饶之城》（City of Beauty and Resources）记录了南斯拉夫时期的普里兹伦。放映中途，清真寺的唤拜响起，观众们不由望向清真寺，再转回银幕，五十年前的清真寺的黑白影像正跃然其上，现实同时被间离又被增强了。
竞赛单元中，科索沃单元的目光常与我们第一夜河边所见相似：导演多是生长在西欧的科索沃裔，以朴素的镜头将老照片、客厅访谈、信件与旁白编织成自我民族志。题材与形式谈不上别出心裁，却显露出创作者与故乡之间既亲近又疏离的关系：他们继承了关于这里的记忆，又不得不借助影像重新辨认它。
这一追问也从科索沃单元流向其他国家的影片，并显露出更多面貌。就像黑塞笔下“全世界的水都会重逢，北冰洋与尼罗河会在湿云中交融”，科索沃与更远的世界，在记忆的细微之处彼此汇流。
获得最佳人权影片奖的《清洗》（The Clearing）追索苏门答腊种植园的殖民暴力如何通过对胶片的物理篡改，从影像档案中被抹去；《凯尔特乌托邦》（Celtic Utopia）记录新一代爱尔兰音乐人如何在后殖民语境中借民谣重新吟唱自己的历史。《被遗忘的宇航员》（Forgotten Spaceman）的主人公于1988年代表苏联的盟友阿富汗进入太空，至今仍是唯一上过太空的阿富汗人；苏联扶植的政府垮台后，他流亡德国做了一名会计，渐渐被世人忘却——在他的一生中，阿富汗的国旗更换了十四次。巴尔干单元的《白纱》（White Veil）同样聚焦制度性遗忘：南斯拉夫时期，一座山村的生计系于石棉水泥厂；多年后，村民纷纷因吸入石棉而罹患癌症，而如今白雪如当年的石棉粉尘封住山谷，这样的村落与病痛也随南斯拉夫的解体一并被遗忘。
至此，本届电影节的主题“持续地抵抗”（persistent defiance）水落石出：当空间与档案被焚毁，或是被战争与压迫等更宏大的叙事所掩盖，这些影片为私人的、口述的、微观的历史开拓了一席之地。这样的抵抗与我在米特罗维察观察到的民族主义式的抵抗不太相同：二者都扎根日常，但前者所抵抗的，与其说是某种具体的叙事，不如说是把复杂经验压缩成唯一版本的冲动。它不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历史，而是让不同的历史记忆有机会共存。
DokuFest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试图让科索沃与外部世界之间由迁徙、汇款和援助维系的联系，也成为影像与经验的双向交流：人们不仅带着资源与故乡的记忆回到这里，也从这里出发，讲述自己的生活，理解别处的历史。电影节结束后，临时银幕会被拆除，探亲的侨民也将启程西行。但正如每年八月准时立起的那座充气电影院，DokuFest以轻盈而灵活的姿态持续尝试着让电影成为一种公共生活。它在河流、屋顶、废弃建筑中撑起一片临时领地，供那些尚未被任何旗帜收编的记忆彼此汇流。在电影节，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面国旗。
注：本文标题借用自台湾诗人夏宇的同名诗作。
文／ 王天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