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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六十年代，阿根廷艺术家玛塔•米努辛（Marta Minujín） 经常去纽约，她发现，对于这座美国文化与经济中心而言，鸡尾酒派对简直是必不可缺。于是在1968年5月的第三周，为了Minucode这个项目，Minujín在曼哈顿的美联中心（CIAR）举办了四场宴会。每场宴会中，都有各行各业的人士们参加，他们来自政界，商界，时尚界，艺术界，这些人在现场四处走动，这些时刻就这样被拍摄下来，后来成为一件颠覆性的电影装置的原始素材。
导演米努辛，则一直是偶发艺术（Happening）的先锋者。Minucode是她的所有作品中，最具在地性特征的作品之一，如果不去考虑作品的发生地，几乎就无法完全理解这件作品。CIAR是由洛克菲勒家族创办的，是众多的非政府组织之一，帮助政府推广冷战时期的软外交手段。仔细观看会发现，作品对这个中心的意识形态进行了隐隐的批判。片中，人们闲谈，畅饮，偶尔扫一眼摄像机，慢慢的，观众会发觉，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鸡尾酒宴会，更像是一场场的阐述。事实上，这些参加者们，是通过报纸和杂志的广告，根据他们的问卷回答，由电脑进行选择的，选取的都是最最沉迷于工作的那些人。
1968年，美联中心还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地方，所以，我想使用这个中心做一个颠覆的作品。我发现在纽约鸡尾酒派对很重要，这是向上爬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做一些这样的派对，邀请一些痴迷于各自职业的人参加，比如，只关心政治的政客，只读经济的商人，用其他经济学家的肖像装饰自己办公室的经济学家，每天只想着穿着和变美的时尚人士，活着就是为了创造艺术的艺术家。
Minucode延伸了我对媒体的兴趣，我对媒体很疯狂。在六十年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我经常去参加奥斯卡·玛索塔（Oscar Masotta）的讲座和读书会。玛索塔发起了一个叫生食和熟食的午餐，我们读了很多斯特劳斯，费尔迪南，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书。《理解媒体》(Understanding Media)这本书对我们非常重要。所以，1966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做了《同时性的同时性》，本来是要成为《三个国家偶发》的一部分，和阿兰·卡普罗（Allan Kaprow）, 沃尔夫·沃斯泰尔（Wolf Vostell）一起在纽约和柏林同时举行活动。我已经劝说了六个名人参加，有阿根廷响当当的名人，看看他们的脸庞在大众媒体上被复制多少次。这是个非常复杂的作品，要考虑同时性的广播和电视直播，名人们在Di Tella学院的剧场一起观看。公众可以调频到节目中，节目进行时，五百个事先选好的人接电话和电报，这样媒体就完全侵占了他们的生活。
我没什么钱，但我想用电脑来选取参加者，所以我去了乔治·威廉姆斯大学，去询问校长，能否给我所有的电脑。反正最后我可以使用大型计算机了。我让报纸发表了调查问卷，让人们写下他们的身体特征和性特征，谈谈是否觉得自己象名人，比如玛丽莲·梦露什么的。之后，我不知道是怎么做的，反正回复的人，竟然有蒙特利尔最有名的拳击手，最有名的网球手，最出名的女演员，最红的剧场演员，最知名的作家。
所以Circuit，所有的名人都坐在一起什么也不说；对话被播放下来，在工作室的电视上，这样名人就能看到他们自己，就好像看镜子一样。同时，在Superbeterodyne里，我们用计算机选择回答问卷的人，回答类似的放在一个组，分成三组。他们在蒙特利尔年轻馆（Montreal Youth Pavilion）见面，看着彼此，看着用宝丽来或别的媒介拍下来的自己。
这些年里，我有很多时间是在纽约度过的，我在那里很有名，尤其是做完Minuphone以后。《时代》《新闻周刊》都有报道，也许这也是CIAR 原来的总监斯达顿·卡特林（Stanton Catlin）邀我做展览的原因。我告诉她我的展览将会涉及到四个鸡尾酒派对，由电脑选人，然后拍摄，不过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明白我的计划。我在《纽约时报》《村声》《女士日常着装》等媒体发布了调查问卷。收到了一千个回应，我又用电脑对答案进行了筛选。我们有议员，知名经济学家等。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申请。很好奇，也许人们回应是因为这个中心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也许参加派对喝一位疯狂的南美艺术家来一杯也很刺激。做一名在纽约的南美艺术家，我也一直努力扮演这样的角色。当时我和胡安·多内（Juan Downey）, 朱利安·凯罗（Julian Cairol）创办了Cha Cha Cha杂志，对拉美艺术为何不在全球的讨论范围内提出批评。在一些中心派对里，我决定穿上印着老虎图案的T恤，发型夸张，就象他们印象中的波多黎各人装扮一样。和杂志名字一样，我的着装就是个笑话。我展现的就是从高到低的阶级转换。
周三是时尚派对，周四是艺术派对。人挤人，因为晚上到处是活动。鸡尾酒免费。每个活动里，摄影机都会在场，六台16毫米的摄影机同时拍摄。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找到最狂热的八个人，最能喝的人，最痴迷的人，这些由电脑选择，我们将他们弄到一个单独的房间里。我们让托尼·马丁把用来灯光秀的所有材料都带过来。八个政客或八个经济学家会坐在那里，选择色彩，做幻灯，听Jimi Hendrix.
我们周末剪辑影片，展览在接下来的周一开幕，我们将投影仪放在拍摄素材的地方。公众受邀来到了画廊，在这里他们完全被影片包围。你可以看见每个群体在做什么，他们的举止行为，他们如何走动；还可以看到不同团体之间的差异和相似性。我成了连接的纽带，因为我出现在每个圈子里。参加过派对的人出现后，他们会从屏幕上找寻自己。我想让他们看到自己“靠后”，观察他们的行为，观察自己的社交往来。也许会让人发生态度上的某种转变。
我相信Minucode依然是先锋的。虽然在今天看来，一切都混杂在一起，政治和商业，商业和艺术，艺术和时尚，时尚和好莱坞，都统统混在一起。所以我想，要是重新来做，只需要一个大派对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