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When the Other Meets the Other Other” 是纪念贝尔格莱德文化中心（Cultural Center of Belgrade）六十周年的一场展览，这也是生活在中国的塞尔维亚策展人比利安娜·思瑞克（Biljana Ciric）第一次回到塞尔维亚策划展览。展览标题中的“the other”指向塞尔维亚这个国家处于东西方之间的特殊身份，而“the other other”的则体现在来自中国、台湾、香港、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地的13位（组）艺术家各自的创作环境和个体实践当中；这种遭遇将对彼此产生何种影响，如何与当地环境发生互动？我们邀请了比利安娜·思瑞克来谈论她对展览的构想和工作过程。“When the Other Meets the Other Other”于2017年6月6日－7月1日在贝尔格莱德文化中心展出。
我是受到贝尔格莱德文化中心的策展人Svetlana Petrović邀请来策划这个展览，那是在2015年。当时文化中心的“十月沙龙”（October Salon）已经变成了一个双年展的形式。Svetlana想要组织一个策展的工作坊，来讨论双年展的形态和可能的工作方式，以及它和当地语境间的关联，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思考方向。很可惜这个项目没有继续做，但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后来就有了现在这个展览的想法。这是贝尔格莱德文化中心六十周年的一个展览，但实际上并不是因此我才决定去针对机构的历史做研究，逻辑是反过来的，首先是挖掘这段历史的欲望才促生了展览。
在策划过程里，我跟塞尔维亚艺术家Vladimir Nikolić有很多的讨论——我的策展方向在他参加这次展览的作品里有所体现——三年前，文化中心有一个很好的女馆长被开除掉了，新任命的馆长是一个之前在邮局系统工作的人，这是这里的体制的问题；当时Vladimir在文化中心的个展刚开幕，作为抗议他把自己的展览撤掉了，但他这个行为当时在艺术圈没有引发任何反应，他完全是孤单的，于是这次我就邀请他重访他和这个文化中心的关系。他查阅文化中心的档案，发现1961年的开幕展是鲁巴达（Petar Lubarda）的个展，而同一时间第一次不结盟运动的会议也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议厅里挂的画也是鲁巴达的作品，这幅画现在就挂在Dom Sindikata电影院的售票口上面。Vladimir的作品包括一个投影的电影院售票口的影像，以及用电视播放的当时对不结盟运动的电视报道，但两个视频的声音是交换的——他的这件作品把机构历史和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连接了起来。
展览的题目“When the other meets the other others”非常直白，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我觉得塞尔维亚是一个被遗忘的地方，像钱喂康有次说的，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塞尔维亚是被遗忘的西方，从西方来讲又是被遗忘的东方。我觉得Vladimir说的也非常好，他说塞尔维亚是一个半西方式的社会形态，她的整个基础是西方式的，肯定是以西方的标准衡量很多东西，而且我们的政府从90年代开始都还是一直在往西方靠，虽然政府也接受其他方面的资源，但一直在给老百姓一个希望就是我们会加入欧盟，所以这个国家的整个价值系统是西方式的，但这仍然不是“我们的”——塞尔维亚这个地方历史上经过了很多次殖民，包括土耳其人等等。Irena Haiduk的作品里有很多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比如她称自己的作品“oral corporation（口头企业）”，为什么是“口头”？因为她觉得视觉是西方艺术史的核心，但其实我们的传统是口头的，包括口头传唱的史诗等等。关于这个国家的这种特殊的位置，我觉得目前在塞尔维亚好像还没有形成一个围绕这个问题在思考的话语，大家还是把它当成一个习以为常的东西，而我觉得这是急需去讨论的。实际上参加展览的这些艺术家所处的区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属于一种他者的状态，比如在面对中国当代艺术或者印度尼西亚当代艺术时总还是有一种“异域”的想象。
虽然我是塞尔维亚人，但我又是个外面的人，因为我在这里没有贡献，我的贡献可能更多在中国。但我还是希望和这个地方保持关系，我每年回来的时候会见见艺术家，这边也会关心和报导我策划的展览。我觉得很可惜，这里的艺术家比较缺少好的展览机会。塞尔维亚有机构，机构也有一些钱，虽然不多，但这些好像并没有帮助到艺术家。所以对机构模式的讨论在这次展览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我不喜欢维护传统，替它找到合理性，我觉得策展人必须有立场，必须公开讨论这些问题，不然就不会有改变。这次展览我想支持一个很年轻的本地的艺术家。于是我就问Katarina Kostandinović——我这次展览的助理，她也是个年轻人，刚刚来文化中心工作，她非常好。她起先发给我一个单子，我估计是文化中心开给她的，是一些我知道但没什么兴趣的艺术家，然后我就跟她说，你平时都是跟什么人喝酒喝咖啡的，我想看到这些人的作品。然后她发了跟多，我挑了Gorana Bačevac和Nadežda Kirćanski这个组合。她们还不是很稳定，但我觉得应该支持一下年轻人，她们今年刚毕业，参加这个展览对她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经验，我觉得我也许会对她们对展览的思考产生一些影响。我始终觉得更重要的事其实发生在展览之后，也就是说展览能否引发的关系和对话——现在已经有艺术家有计划再回来塞尔维亚继续发展他们的项目。
采访／ 郭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