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目前工作并居住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和中国北京的艺术家倪海峰，在1986年从浙江美院毕业后便加入了“红70%， 黑25%， 白5%”的艺术团体，是85新潮实践中的重要成员。 他的创作关注文化体系中的互换、回归、语言和生产。虽然此次个展“Asynchronous, Parallel, Tautological, et cetera” 不能称为艺术家的回顾展， 同时展出的作品跨越了艺术家三十年以来的工作。 在此访谈中， 艺术家就全球化背景下的艺术生产、 个人身份的认知和贯穿其作品中的符号做出了深度的讨论。
我不太喜欢回顾展。此次展览的用意是想通过选择不同年代的作品，探讨其背后的时间或历史进程。我希望在这样一种前景和背景的互动中，观众可以同时重新解读我们所经历的时代，文化及其那些作品本身。从1980年代末至今，我的作品中延续的讨论着东西方文化的兼容。我从一开始就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一种人为的构建，这并不是说两者没有差异，而是说把差异作为“先决条件”是一种建构，身份认同的问题在我自己身上应该是一个不断颠覆的过程。“生活在别处”从初期的地缘、文化意义逐渐转变为一种人生哲学，一种更广泛的“生活在别处”。也就是说一个人应该有能力在家中“生活在别处”，或者说一个艺术家应该在艺术史中“生活在别处”。此次在香港的展览我并没有着重讨论艺术家身份，尽管在香港，身份、民族、国家和文化仍然有其后殖民时代的合理性。展览中选择了几件有关身份政治的作品，意在体现自我及其解构，个人与时代，大历史进程之间的复杂关系。至于是否符合时宜，我认为这取决于个人的定位，处于潮流之中或是潮流之外，置身于一个业已过去的潮流之中当然是不合时宜的，但如果置身潮流之外，我们会发现许多曾经被过度讨论的话题仍然有其具体的地缘、政治和时代的合理性。
过去几年中，我在北京的作品／项目比较关注生产，比如《亚生产》这件作品，是基于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下对艺术生产的一些反思与回应。此次展览中生产或是视觉景观的呈现并不作为重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全球化艺术生态的认同，应该说全球化艺术生态已经是一个现实，但是艺术家仍然可以对其进行分析、质疑和批判。任何一个现实都是不完美的，人类就是在对自身的质疑中进步的。关注生产和劳动不是此次展览的主线索，但它们仍然是我所关注的问题之一，比如说展览中的《拆解》和《同义反覆》就是讨论生产的形式，通过劳动的错位讨论知识生产、著作权和劳动的关系，一个艺术家关注的点可以很多，也许这些散点都是某个复杂整体的各个地方。我只是对事物的复杂性感兴趣。
符号和数字一直是我创造中一种贯穿的视觉线索，这些可能对观者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观者很难从中直接提取某种意义／真理。但是其实数学和符号挑战的不是观众而是认识论本身，阅读不一定必须从对象中摄取意义，阅读完全可以在其自身的行为中产生意义。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可以把意义和真理分离开来，因为真理可以是没有意义的。按维特根斯坦的说法，真理是同义反覆，是一种特殊的表述结构，一种重复的强调。我的作品《同义反覆》来自英文的tautology，该词的原意是“不必要的重复”, 同时在哲学上意味着“必然的正确”（necessarily true）。这一作品的题目受博尔赫斯一句话的启发：说话是为了堕入同义反覆（to speak is to fall in tautology）。作品纪录了一个女性裁缝分别在艺术史的四个页面上重复缝纫，似乎是两种劳动在协商与对话——日常劳动与艺术史中的创造者的劳动。我们能否把叠加在艺术史文本上的符号看作是一个劳动者的沉默的同义反覆？人类生活中充满“不可言说的真理”，只不过在以逻辑哲学为主导的理性文化的认知系统里，不能被表达的真理是无效的。从某种意义上看，一个艺术家的工作是颠覆这种对真理的表述，让真理显现其自身，或者让无意义显现真理的质量。
这次展览的最初想法是为观众提供历时或者说历史的线索。但是这一历史的线索不应是单一的线性，而是多重的、多元的，一个由平行的多线条组成的时间历程。这个展览的题目可大概翻译为“非同步，平行，同义反覆及其他”。展览标题（Asynchronous, Parallel, Tautological, et cetera）隐喻了我的创作——个人历史和社会大历史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及这三者的复杂性。观众也可以把它们理解为我创作的主要线索，因为我觉得时间（asynchronous）、地点（parallel）和意义（tautological）囊括了存在的全部内容。我接下来的创作仍然会延续我一贯的立场，继续质疑对真理的表述。
采访／ 贺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