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艺术家唐狄鑫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油画系，现工作生活于上海。近期他参与的项目包括纽约亚洲当代艺术周的现场会议“思考行为”（Thinking Performance），并在Hunter College进行了现场表演。他的个展“狗吠”正在大田画廊（ Ota Fine Arts）新加坡空间进行，展览将持续到12月5日。在这篇访谈中，他介绍了纽约项目期间的表演内容，尝试探讨自身创作中的不同取向，绘画与行为作品间的关联，以及其与艺术机构间的互动。
这次我参加的纽约亚洲当代艺术周在大都会美术馆的现场会议主题是“思考行为”，项目要求艺术家做一个演讲，大多数人选择朗读了一些文本，我做的则是“表演”——我从演讲台走下来直接跳上椅子，一直在观众中间爬行，规定演讲时间是15分钟，于是我就爬了15分钟，路线比较随机。这个作品和之前艾可展过的《饥饿先生》有关，当时做的现场表演是在画廊的墙上爬行，中间有一些意外出现，比如鞋子掉了或者用的冰镐坏了，不过我也给自己设计了一些可以休息的地方，所以整个表演既有很大的随机性，实际又有某种“控制”。《饥饿先生》有8个录像，地点包括书店、朋友工作室，还有朋友家里等等。因为我发现好多人都有把东西靠墙堆的习惯，墙面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有障碍物的路线，是提前设定好的，这就跟你去超市或者去书店，在自己的家其实也有一定的路线规划。但你可以假想一个儿童或者意识模糊的人，他去“征服”那个空间的方式可能就是这种很肆意的爬行；这也有点像强迫症，在日常生活里也会出现：你会强迫自己踩着地砖的接线一直走，无缘无故地跟随某种节奏。这次的项目实施时又比之前多了一层，因为你会很直接的牵扯到观众，他们的身体会对你的行动造成一些掣肘。
在Hunter College实施的那个项目是临时设想的：我买了50本二手书，用肚子顶着书沿墙移动，有一只手可以腾出来，把书扔到地上，我一步一步踩着书走到门口，然后再折回来，把书一本本捡起来，像扔垃圾一样扔回去。中间也会有意外，比如书掉了，我就得蹲下去，用膝盖顶住一摞书，把掉了的书捡起来。有人问我书的涵义，是不是有某种挑战知识或者权威的意味，但其实我并没有这么想。对我来说书是工具性的，这个工具能帮助我走到最后，只不过书恰好是个不错的选择，它们提供的重量对我来说也是个极限——我会给自己设定一个难度——和我的身体整个形状好像也契合。我个人的体验是，走过去的时候比较接近“行为”，回来比较像“表演”，因为有点剧场的感觉，人群也开始围上来观看。
对我来说，行为和表演的区别在于，行为是一种“身体力行”，更像是现实中发生的动作。就好像在《我马上回来》里我去跳那个墙，我也不是运动员，没有过专门的训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身体，观众应该也能感受到，要是他们自己去做那个动作可能结果是一样的——只是他们一般不会去做，我正在做的事情可能带给他们一些“共振”，你也可以把这种效果叫做带动或者激发。有时候我自己看到一些图像，就会去想在做那个动作的人在想些什么，是种什么样的体验。而且行为里有些我控制不了和不可预料的东西，这时身体的爆发或者虚弱便会体现出来，让观看的人产生某种触动。我想传达的并不是某个观念——不然只有录像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做现场？因为现场非常直观，有很直接的接触，那种临场感和不确定既考验我对自己身体的预见和判断，也会对别人产生很直观的影响。“表演”相对就更加“肆意妄为”一点儿，更故意——在舞台上跟日常的动作肯定有所不同。我自己的感受是表演的时候我的自我意识比较强，这可能会造成你身体的一些超乎预期的反应。
在美术馆或者画廊实施这些行为很容易让人想到某种与机构、系统的关系。从前我的很多关于身体的作品不太依赖空间和机构，可能在户外就完成了，现在当我去实施某个想法时，会想象机构、观众和我的身体之间发生一个具体的关系，无论是机构、空间还是观众都是现场表演的激发器，比之前的现场感觉要更放大一些。这其实是一种互相之间的推动关系——我也会去推动他们适应我的现场。此外，最近也有不少人问我，我的行为和绘画作品是种什么样的关系。其实最初两者间的牵扯比较多，有些绘画作品之于行为，虽然有语言上的隔绝，但如果把现场拍成照片，有时感觉会与画面产生图像上互相补充的可能性，但我认为这是暂时的，在我的创作里，这两种媒介生长的方向不一样，至少在形式上会越来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