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品牌建设成为必需的今天，法兰克·盖瑞和扎哈·哈迪德这样的建筑师肯定得加班加点。无数城市和文化机构正在重新考虑如何在全球版图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建筑师和策展人也正在用他们原创（或不那么原创）的营销理念满足这种需求。赫尔佐格&德梅隆建筑事务所在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的扩建工程，古根海姆和阿布扎比的卢浮宫，例子比比皆是——所有这些机构都坚信，前进的唯一途径就是大刀阔斧地修改它们的空间构造，以传达一个简单的讯息：我们在这儿，我们是新的！
的确，AMO——雷姆·库哈斯OMA（大都会建筑事务所，总部设在荷兰鹿特丹）神秘的研究伙伴机构——告诉我们，“在全球化系统，社会利益和与之相伴的市场力量迅速扩张的今天，文化机构处于一个（重新）构建的关键时刻。”为了进一步探询这一重构时刻，OMA/AMO在今年七月的伦敦建筑节上组织了一次知识生产研讨会和智库早餐会。在这一天里，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萨默塞特郡议院成为这家鹿特丹建筑温室的分支机构。若干国际文化人士在开始的内部会议上发表了一系列演讲，接着参与了一次公开的讨论会，主题是库哈斯目前正在着手的品牌建设项目：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国立博物馆野心勃勃的改造计划。
艾尔米塔什浩如烟海的收藏——包括三百多万件艺术品——分别陈列在圣彼得堡的六座建筑里（博物馆在阿姆斯特丹，伦敦，拉斯维加斯和意大利的费拉拉城也设有分馆）。作为收藏着各种文化历史的宝库，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有望成为一个策展尝试和批评参与的全球实验室。早上智库会议结束后，下午公开讨论环节的重点议题就是库哈斯在计划中列出的这些“潜力”。期间提出的问题包括“如今，百科全书式（或无所不包的）博物馆走向全球化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让百科全书式博物馆里所包含的历史层次变成推动当代发展的积极因素？”等。讨论进程有些出人意料。作为总体实践方向调整的一部分，库哈斯这次的角色更像一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唯一的不同是席上嘉宾个个都彬彬有礼，他们包括：慕尼黑“艺术之家”馆长Chris Dercon；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馆长Mikhail Piotrovsky；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博物馆当代艺术部策展人Alexander Borovsky；哈佛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教授Svetlana Boym；哲学家Boris Groys；圣彼得堡Pro Arte 艺术学院院长Elena Kozlovskaya；以及艾尔米塔什20/21项目策展人Dmitri Ozerkov。
库哈斯首先介绍了 AMO正在进行中的一项调查的结果。该调查可以回溯到OMA为古根海姆艾尔米塔什美术馆设计拉斯维加斯分馆（2001年竣工）那段时期。库哈斯利用一系列地图和图表（OMA/AMO资料库里的常备用品），通过探讨实际展览策略取得了最佳的演讲效果。他把这些策略称作目前展览现状“不可否认的若干事实”：艺术作品与观众之间，对象与观察者之间的矛盾关系。看起来，正是这种实用主义以及对美学体验的尊重构成了圣彼得堡项目的核心——这是一个严肃的目标：逆文化推销大潮而动，避免制造建筑附加物或添加新建筑，抵制一切过于简单的求变议程。库哈斯用了一幅未来主义风格的要点图来阐明这种尝试的原则：“超越市场|超越安全区|超越欧洲中心论|超越限制|超越艺术史|超越白/黑立方。”然而，唯一让我持保留态度的一点是：尽管艾尔米塔什项目旨在超越如今大片式建筑的局限，但有可能矫枉过正，变成不作为，或落入它一直努力避免的那种品牌建设的非实体化陷阱。
2014年，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将迎来建馆250周年纪念。有鉴于此，库哈斯宣布他准备分三部分对博物馆的全球计划，城市和建筑项目以及策展框架进行全面调查研究。艾尔米塔什给人的一般印象是一座典型的保守博物馆，正如AMO的新闻稿写道的，它“基本不受市场影响，但政治色彩较浓；它是收藏了无数大师作品的大师级建筑；规模宏大，覆盖面宽广，但细节同样令人叹为观止。”以上描述构成了库哈斯和AMO研究项目的调查基础。通过历史和建筑调研以及全面分析，他们向博物馆递交了几份提案，其中包括一个挑战博物馆与所在城市关系的城市介入项目，一份伊斯兰艺术永久馆藏的展览设计理念书，一份博物馆展示柜的临时展览计划，以及一系列的国际研讨会和最终出版物方案。这项策展“总体规划”将考虑如下展览策略：展示方法的扩张与收缩（一间展厅放一件作品，或者在其他区域按十九世纪风格放得满满当当），启用以前封闭的地下通道，以及把对建筑的总体调查作为策展过程的做法。
当然，艾尔米塔什的结构从历史编纂学上向库哈斯提出了挑战。博物馆迷宫般的展厅一个接一个，几乎没有尽头，参观者进入后可以持续不断地走下去。这种按历史年表设计的空间结构把循环本身变成了一种至关重要的推动力，一种博物馆学上的策略。然而，如库哈斯所说，我们需要询问是否存在另一种潜在结构，文化混杂的结晶可以在其中生长，独立于历史以外的“策展制度”可以在其中成熟，比如不按年代顺序安排的展览或者可作为“馆中馆”使用的专属空间。艾尔米塔什的馆长Mikhail Piotrovsky试图把这个大跃进计划放到具体的上下文里来谈。他描述了十九世纪艾尔米塔什的现代化进程，提出建立全球各地皆可接受的展览模式，在这类模式下，博物馆既不是“教堂”也不是“迪斯尼乐园”，而是在两者之间走出一条新路。如此一来，我们就必须跳出“俄罗斯”或“欧洲”文化，东方或西方等过时的指称命题进行对话。但是这样的努力能否取得成果还有待观察，其危险性在于可能导致人们对本土身份的忽略，最坏的结果是催生一种文化世界语。
Svetlana Boym机智地加入自己的意见，指出“雷姆·库哈斯的部分图像看上去已经跟卡巴科夫夫妇的装置作品相差无几。所以你基本上不需要看卡巴科夫，只要把（艾尔米塔什的）装置看作现成物就行。” Chris Dercon提醒观众，建筑师参与策展的做法实际上在艾尔米塔什的历史上并非首例——最初设计该博物馆的建筑师Leo von Klenze做过同样的事。Dercon不失时机地把艾尔米塔什相对开放的设计构造置于具体语境下加以讨论，将其与“艺术之家”封闭的极权主义建筑做比较（“艺术之家”所在地原来是个政治宣传机构，该建筑就像是国家主义宣传机器在空间上的对应物）。他还进一步建议，既然艾尔米塔什是全球最大的博物馆之一，参观者又很少，管理上就应该放弃组织分割，不再设立限制，而是促进变化和不稳定。
Dercon巧妙地引用了让－吕克·戈达尔打破故事连续性的拍摄策略以及支离破碎的叙事手法，指出以上转变可以通过打乱博物馆空间内的时间性和线性历史顺序实现。Boris Groys提议艾尔米塔什对国际艺术界开放展览项目，作为献给博物馆暧昧空间状态的赞歌。这里的“开放”不是指为西方世界提供简写版的世界历史，而是具体地让中东，中国和前苏联共和国参与进来。
研讨会清楚地表明，艾尔米塔什计划并非一个严格的平民项目，它更多地带有政治色彩。就这方面来讲，AMO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功，方法很简单：从毕尔巴鄂到每个文化背包客都不会错过的大片式建筑，那种我们熟悉的“重数量，轻内容”的做法在这里一点也看不到。相反，库哈斯对博物馆的角色进行了一番经过深思熟虑的考量，力图重塑传统叙事，使过去集中的历史结构分散化。
当然，这种将建筑变为话语的努力也存在风险。研讨会的形式本身似乎就同时代表了该方法的潜力和陷阱。让策展人，艺术机构管理层和批评家共聚一堂的创新做法的确为我们带来了不少传统博物馆建筑方案之外的可行性选项。库哈斯也的确把主持人这个新角色演绎得相当到位，既有精明的现实主义态度，又表现出灵活掌控历史的才干。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值得称道的陪衬，就算被Andrea Phillip问道建筑师到底有没有必要参与策展时也保持了镇定。但不幸的是，库哈斯希望与观众进行流畅对话的努力并没有成功——也许是会场布置的原因（一张三十三英尺长的桌子面向观众放置，让我想起足球教练在重要比赛前用来宣布出场阵容的新闻发布会现场）。音响系统也出了问题，观众完全听不清楚发言人讲话。总之，艾尔米塔什项目仍处于未完成状态，讨论仍在继续，本月还会在圣彼得堡进行一场后续对话。
看着一位重量级建筑师为你层层细梳项目内部流程是非常令人震撼的经历。这种工作方式完全不同于盖瑞和哈迪德等建筑师的媒体技巧，表现了对批判性交流的真诚信念。这次公共听证会在伦敦举行，全体参与者都是圈外人，这就意味着工作团队能够更加灵活地掌握会议进程——话语从一场实际新闻发布会滴水不漏的准备计划中旁逸出来，开始自由发展。但研讨会结束后，现场观众纷纷涌向库哈斯索要签名，这又让我们再度清楚地看到，本次会议的列席阵容（不管采取何种开放的讨论方式）并没有遇上对的倾听者。
Markus Miessen 是一名作家/建筑师，现居伦敦和柏林两地。
译／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