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的艾未未个展上，一亿颗手工绘制的陶瓷葵花籽据说在观众的踩踏下扬起了对人健康有害的尘土，导致美术馆管理层在开幕几天后将作品围了起来。虽然尘土问题似乎平息了，但外包劳动力这个漂浮在无数手绘陶瓷葵花籽（原产地在中国陶瓷之乡景德镇）上方的幽灵却在如今依赖廉价工厂劳动力的全球经济背景下继续影响着有关手工制作之伦理的讨论。艾未未的作品及其引发的争议暗示着传统手工艺在当代艺术内部的破坏性，但同时也表明工艺很容易被纳入并控制在机构和市场结构之内。尽管“自己动手”在主流创作中比以前受欢迎，但手工艺仍然常被置于艺术的视野范围之外，在批评或策展层面上从未得到过全面审视。
然而，过去十年来，手工艺在艺术界内部的可见度有所回升，涌现了不少国际知名的手工制作者，比如英国陶匠（同时也是特纳奖获奖人）Grayson Perry；埃及艺术家Ghada Amer（以直白表现性形象的刺绣画布闻名）以及加纳雕塑家El Anatsui（以用瓶盖和商标制作大型壁挂著称）。但除去使用传统手工艺形式以外，这些艺术家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对手工艺的运用也是为了不同的目的服务：Perry是为了重塑有关业余身份的性别属性；Amer是为了探讨有关女性特质的僵化陈见；Anatsui是为了改变消费垃圾的剩余物。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视为近年来手工制作“新潮流”出现的证据，而在方式手法上没有得到明确区分。
正是考虑到缺少这种微妙的区分，过去几年间不少学术文章开始从必需的历史和理论角度考察这一现象，这方面的代表作包括 Glenn Adamson的《通过工艺去思想》（2007）， Elissa Auther的《线、毡、丝》（2010）以及新近创建的工艺批评杂志《现代工艺期刊》。2007年纽约艺术与设计博物馆的展览“激进的花边&颠覆的编织”宣告了手工艺潜在的政治能量，在某些方面复兴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女权主义对刺绣编织等居家手艺作为“激进”行动的重新定义。但七十年代手工艺与艺术的融合模式（如Judy Chicago在大量技术熟练的志愿者协助下完成的作品《晚宴》［1974－79］）与有关当代手工制造的修辞话语有所不同。如今，手工艺不仅仅是一个正在被迅速纳入机构体制的艺术潮流，也是在批量生产的全球地缘政治背景下蓬勃发展的新兴事业。的确，生产与手工制作之间的界线并不总是那么清晰；据记者／作家 Leslie T. Chang的报道，单是一双网球鞋，就需要两百双手才能完成。之前Chicago所强调的“女性工作”在全球劳动力女性化趋势渐强的今天已经发生改变。这一改变意味着过去艺术中对手工艺的女权主义运用——如对性别等级所做的机构批判或对装饰和“低级”物品的政治复苏——都不能抓住今时之重点。目前手工艺的真实状态多种多样：当然其中包含不少爱好编织的城市年轻人，但更多是由在中国或其他地区工厂里制造消费产品的女工组成。艺术家曹斐的录像《谁的乌托邦》（2006－2007）就通过刻画珠三角地区一家灯泡厂工人的幻想探讨了全球最大出口国之一的工作条件和现状。片中既有工人在流水线上机械劳动的日常生活记录，也有他们在机器旁边跳舞或弹吉他的梦幻场景。
在地球的另一端，生于墨西哥、现居德州的艺术家Margarita Cabrera同样将目光投向跨国工厂及其对工人身体和心理造成的影响。她有好几个项目都突出表现了移民问题，边境工厂的兴起以及墨西哥传统工艺随之而来的衰落。例如，作为圣安东尼奥Artpce驻留项目的一部分，她在作品《抵抗的工艺》中建造了一个模拟的金属制品厂，在大量志愿者的帮助下制造了一口装满帝王斑蝶的锅（帝国斑蝶以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每年一次的往返迁徙而闻名）。她还创作了一系列日常物品的软雕塑，如烤面包机和汽车（均为边境工厂的产品） ；她将墨西哥制造的零件全部换成乙烯基塑料，让缝制过程中使用的丝线随意垂吊，以强调产品本身的构造属性。在作品《粉色搅拌机》（2002）中，精巧的基调与蓬乱的黑色丝线互为补充，老调的女性化颜色意指边境工厂劳动力的性别比例失调，同时也让人想起墨西哥华瑞兹城自1993年以来在各类戕害妇女案件中丧生的受害者。（粉色和黑色是反对妇女谋杀运动的两种标志颜色。）
华瑞兹城谋杀案突显了加入全球劳动力大军隐含的危险，而正是这支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生产了我们平时生活中的大部分消费品；该现象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以消费者身份参与其中的道德后果。鉴于批量生产的衣物和外包劳动力已遍布全球，亲手动手缝制自己的帽子本身是不是就具有某种政治性？Faythe Levine在她2009年纪录片以及随片出版的《手工国家》一书中对此表示肯定，其中特别提到“手工制造博览会”在美国的兴起；类似休斯顿编织团体Knitta的游击式针织项目以及各类女权主义缝纫小组。这些只是欧美后朋克亚文化圈重燃对手工艺的兴趣之后涌现的大量倡议中的几个。还有一些团体在活动中也尽量开发利用已广泛传播开来的编织兴趣潮流，比伦敦的针织小组Cast Off（曾支持过反战示威）以及美国的堕胎权利小组Knit4Choice。这个过程中甚至出现了一个新词：手工主义，表明工艺与行动主义间的融合与亲缘关系。
过去几年间，艺术家开始有意识地将业余的手工制作方法用于创作，而且经常还会调动偏远地区的手工艺者参与项目。从这个方面来看，其中不少实践本身就可以被称为“手工主义”。例如，Cat Mazza的《微反抗》就收集了数千张编织的请愿标语，以抗议耐克在用工方面存在的问题。除此以外，由于历史上每次发生战争，国家都会提倡妇女在后方负责编织，现居波士顿的Mazza便号召美国各州的编织团体织头盔内衬并寄给本州州议员，请求他们召回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队（《献给参议院的针线》，2007－2009）。菲律宾出生、现居加利福尼亚的艺术家Stephanie Syjuco邀请手工爱好者拆解了欲望的包装和构造；她的作品《冒牌针织项目（政治经济批判）》（2006－2008）鼓励参与者手工仿造设计师品牌的手提包并公布仿制指南，比如《怎样制造一个假香奈儿钱包》等。纽约艺术家Zoë Sheehan Saldaña在她的《放物》项目里更是策略性地进一步模糊了手工制造与批量生产之间的界线：她从沃玛特购买衣服，然后靠手工对其进行精确复制，复制品最终被放回商场，按原价出售。那么，衣服的新主人认出了手里的复制品了吗？Saldaña的作品就是借助于这种模糊性而成立的。两件衣服均为手工制作，但分属于两种迥然不同的价值和必要性话语。Saldaña敏锐地表现了工艺的特权与常常伴随手工制造的生存需要之间存在怎样的张力。说到底，利用手工艺技巧创作的作品要求我们思考其过程，并时时谨记物本身有源头，有故事，有后果。
这些故事比它们表面看上去更复杂。比如，我们就不应在该领域预设任何政治上的同质性。很多行动主义和艺术创作对手工艺的挪用带有强烈的左翼进步色彩，但这些以工艺为基础的技法和其他技法一样，在意识形态上是没有一个明确定位的。有人手工编织毛线子宫，以支持妇女堕胎的自由选择权；也有人通过编织术宣传应该保护胎儿生命，因为《圣经》上有记载说胎儿是被上帝缝进妈妈肚子里的。手工艺在历史上被视为带有爱国主义色彩，是保守的，但手工主义运动在某些方面抵制了此类叙事，用越来越多激进或富有创新精神的手工创作作品向人们提供了故事的另一版本。进一步讲，宣称进步手工艺的诞生未免言过其辞：南加州的一场庆典可以自称“手工革命”的一部分，但我们很难说买卖饰有手绣动物纹样的婴儿围裙能发挥多大的颠覆性。实际上，这么做看上去根本就不是一个替代选项，而正好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标准规范，就连即兴的本土文化交流网络在不断扩张的创业精神影响下都能变成商业平台——那些成功运用手工艺的艺术家就以直接或间接地对此问题进行了协调。这种工具化现象在Etsy.com这种电子商务网站上也同样存在。不仅制造者可以在线销售手工制作的物品，有些网站如Urban Outfitters还出售打包好的手工工具套装。如今，手工艺的真实价值与稳固的意识形态无关，与“手工艺”这个概念里的任何独特性质无关，相反，手工艺最宝贵之处乃是其在当代消费系统中所处的奇异而又充满矛盾和压力的位置。手工艺的独特位置使我们能够重新思考物质性与交换的政治——它们的劳动、愉悦和危险。
Julia Bryan-Wilson的著作《艺术工人：越战期间的激进实践》（加州大学出版社）于上个月正式出版。
译／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