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内特·米歇尔森（Annette Michelson）常常跟我说，年纪太大了就会发现实用主义变成了必要——而讲求实用，她苦笑着补充道，从来不是她感兴趣的事。近三十年来，安内特一直想把她关于电影的文章结集出版，但总会出现一些更有意思的项目牵走她的注意力。有时候是她自己的事：就在去世的前几个月，她还在为写一篇新的文章研究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和《大脑的机械学》，后者是弗塞沃洛德·普多夫金（Vsevolod Pudovkin）1926年拍摄的有关巴普洛夫实验的纪录片。有时候是她被其他人的工作吸引：编辑一本关于荷利斯·法朗普顿（Hollis Frampton）的文集，或者帮《十月》杂志编辑苏联作家铁捷克（Sergei Tret’iakov）的文章翻译。她时常觉得有太多东西需要读，需要讨论，需要消化，回头整理自己以前的文本和理论容易导致她吸收信息的强度降低。也许这些更为紧迫的新项目使得她可以推迟正面审视自身学术活动的多样性，毕竟，她的书写对象从洞穴壁画到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跨度巨大。
然而到了九十岁，她意识到不得不考虑现实问题了，于是决定把全部时间投入文集出版。我被叫去帮忙，因为几年前在《十月》杂志我曾经跟她一起工作过。很快我们发现，一本书肯定装不下她的所有文字。第一本文集《于未来前夕：电影评论选》（2016）主要关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新电影”（New American Cinema）；即将出版的第二本文集汇总了她关于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和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的重要评论。安内特重新出版这些文字不仅仅是为了巩固她的遗产或者强调她的重要性（虽然现在回头看去的确令人惊叹，因为很多如今已成经典的艺术家和话题，包括罗伯特·莫里斯与现象学，马塞尔·杜尚与精神分析等，第一个写的都是她）。除此以外，年轻一代学者对二十世纪中期独立电影人的重燃兴趣，文集也是安内特对此给出的回应，她同时回应的还有她在当下批评中看到的某种胆怯。对于安内特而言，写作始终是事关重大的，无论是哲学和政治探讨，还是美学判断。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讨论艺术，讨论政治，讨论她的过去，但更多时候讨论的是字词本身：有些词如何能给人带来巨大的愉悦，有些又如何退化为术语行话（“现象学的”[phenomenological]）或保留了一种富有魅力的精准（“幻离”[hypnagogia]）。我们争论逗号和脚注的用法——安内特觉得学术写作过度加注的做法惹人讨厌，是牺牲读者参与度以成全专业化的又一体现。我们也争论如何才能让她高密度的文字变得更加通俗易懂。在一篇文章之内，安内特可以毫不费力地从爱迪生（“工业资本主义的浮士德……留声机之父”）写到文艺复兴盛期诗人们歌颂女性身体片段的表现形式，再切换到孔狄亚克（É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1754年的《感觉论》（“感官即感性。感受即思考”）。她为自己的文章感到骄傲，同时也对其抱有严格的批判态度。有时候我都能明显地看出她很不愿意重读某些段落：“天哪，这段读起来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她会悄声嘟囔。对她而言，承认自己寿命有限从部分意义上相当于放弃掉一些她一直想要做的修改，相当于从她手稿页上密密麻麻贴满的便签里撕掉一部分，同时也意味着直面她自己身体和时间上的双重局限——尽管我后来意识到抵抗时间和身体的现实始终是她的主要命题。安内特反复写过电影如何借助定格、慢动作、快进、倒带等效果为电影制作者和观众双方提供逃离的瞬间。
直到她生命最后几个月，我每次见她，她面前都摆着一本书或一份报纸。多年以来，哪怕我是完全按照约定时间过去，每次敲开她办公室的门，她抬头都先是一脸惊讶，小心地做好标记，再把手头的阅读材料放到一边。她的书桌是一片经过控制的混沌之地。页面已经泛黄的《纽约书评》和《伦敦书评》过刊高高堆在一起，旁边是邮件、手稿和书，书里可能包括一本大都会美术馆前哥伦布时期艺术的画册，一本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的传记，一本保罗·策兰（Paul Celan）的诗集，或者好朋友诺姆·克雷曼（Naum Kleiman）的新书《纸上的爱森斯坦：电影大师的图像作品》（2017）。安内特喜欢把剪下来的书评和文章放进被评的书里保存，有时是夹在封面下，有时是随意夹在书页中间。后来她把大部分藏书都处理掉了，家里再也不像巴贝特·芒戈尔（Babette Mangolte）七十年代拍摄的她在上西区公寓的照片里那样：书架被压得摇摇欲坠，咖啡桌上堆得严严实实。即便如此，她仍然过着被书包围的生活。
她给《Artforum》写的文章和评论，尤其是给杂志编辑的那期电影特刊；和罗莎琳德·克劳斯（Rosalind Krauss）一起创办《十月》并主持编辑工作四十年；把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安德鲁·勒鲁瓦-古朗（André LeroiGourhan）、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德勒兹（Gilles Deleuze）等人的理论译介到美国；对斯坦·布拉哈格（Stan Brakhage）、玛雅·黛伦（Maya Deren）、依冯·瑞纳（Yvonne Rainer）、迈克尔·斯诺（Michael Snow）等电影人的热烈推崇和严密分析：上述这些都只是安内特学术遗产中很小一部分例子。她的另一项同等重要的贡献是她坚信艺术的力量，并对批评能够发挥的作用始终保持肯定的态度。她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过，“广泛的阅读”对她的工作“至关重要”。但不止于此：借用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话说，阅读“的本质，归根到底，也许是一种审慎的人类解放和启蒙行为，它改变并强化一个人的知识结构，让人可以不随便简化问题，不陷入虚无，不做没有意义的旁观者。”我会对安内特永远心存感激，是她提醒了我还有那么多东西等着我去学习，而学习的时间是多么有意义。
瑞秋·切尔纳（Rachel Churner）是一名现居纽约的艺评人，也是No Place出版社创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