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来看，他做的那些事是多么正确，多么必要，并且是不言自明的，但对于那些在他之前缺少机会和骨气去做这些事的人而言，他所表现出的自如又多么容易被理解成一种轻蔑的姿态。但我知道那并非他的意图；他只不过意识到了需要做什么并且那么做了：他看到没有任何平台可以引起人们对后殖民非洲艺术家作品的关注，于是创办了一本这样的艺术杂志；他看到所谓的国际性展览只不过是欧洲及其美国“白”弟子们自大又浮夸的展示，于是他策划了一个又一个引发变革的、并且真正国际性的展览，更不用说他为美学创新做出的新的、急需的贡献，他探索了此前从未被探索过的区域，其中包括非裔的美国。
当然，他树敌不少，他无意间揭露了敌人的无知和庸俗。但即便是他们也被他那有如拥有魔力般召唤出的丰富而独创的自我表达所震惊，那样的表达将艺术带出绝望，那也是创造性灵感最深切、最可靠的来源。他们对他看似魔术般的力量感到恐惧，好像他能够挥动魔杖，念出咒语，然后，“啪”！地一下子，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由不可见的他者创作的艺术品便一一出现了，这些作品是如此有力、精密、复杂，似乎本不应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直到这个游戏的尾声，他们才因恐惧压抑下自己对此充满贬损的攻击，而这时奥奎已经打破了艺术世界内众多根深蒂固的规则，而他带来的危险则不可能再被控制。
已经太晚了。他已经重新定义了艺术杂志的目标，重新定义了收藏机构的目标，重新定义了卡塞尔文献展的目标，重新定义了威尼斯双年展的目标，等等等等，再无回头路可言了。在他之后，任何人再炫耀自己对于当代非裔美国艺术的无知，或者对于南美洲艺术、非洲艺术、印度艺术、中东艺术和中国艺术的无知都不再是一种时髦的精英姿态，而只是一种愚蠢的没文化的表现。愚蠢的庸俗之人并不因此感到高兴。他们稳踞其上的地壳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动。
我所熟悉的这个人过去十五年里受到多发性骨髓瘤的折磨。我每次想起奥奎或者为他祈祷时——我常常为他祈祷——都不会忘记这一点。除了这一致命的疾病，我无法想象出任何他不应该长寿并且享受他获得的声望的理由——当他的成就的历史重要性日渐清晰之时，享受本应该归之于他的赞美和桂冠。他理应获得休息和享受，至少应该与他的声望和对他的赞美相匹配。但不断地有人尝试诋毁和推翻他的成就，这让他没有时间休息和享受。他收获的声望和赞美越来越多，病却也越来越重，而这样的尝试也变得更多。最后，这些斗争耗尽了他的精力，这正是他们的意图；而他所身陷的那敌意无处不在的环境让他只能选择离开，过早地，从另一个出口离开，而这正是他自己的意图——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但同样未被探索过的领域寻找休憩和享受，在那里，不会再有愚蠢而庸俗的人在身后追逐他。
他太早地离开了人世，而他的死亡里只有邪恶与不公。但我无法像他解救我一样解救他。我感激他，但却没能予以报答。我远远地观察，我感到害怕，他正一步步被病魔卷走，而对他的重要成就的系统性抹除和诋毁却在加速，无论是在工作场域里还是在媒体上。我那因为害怕破坏他的隐私而始终保持含蓄的鼓励和支持是不够的。我想不出来什么样的词句来表述他正处在致命的威胁里，而我正处在失去的他的致命威胁里，我无法面对他承认这一切。我以他的名义在媒体上进行的反击太晚了，毫无用处。我愿意相信他知道自己是被热爱和被尊敬的，他带着这些热爱和尊重去往新的目的地。
阿德里安·派普是一位生活在柏林的艺术家和哲学家。她的大型回顾展于去年在纽约MoMA美术馆开幕，并巡回至洛杉矶汉莫尔美术馆。该展最后一站原定为慕尼黑艺术之家美术馆，但去年12月奥奎·恩威佐辞去总监职务后，美术馆的商业总监Bernhard Spies决定取消展览。
译／ 郭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