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蒂的“太平洋标准时间”计划（Pacific Standard Time，现名为“PST ART”）是一项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展览资助计划。它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巨额的资助，还在于以地区和主题为重点，以五年为周期向南加州各类不同规模和方向的机构提供支持。在2024年9月开幕的第三届“艺术与科学的碰撞”（Art & Science Collide）系列展览中，共有70多间机构的84个展览获得了超过20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这些资源使各机构能够开展以研究为导向的大型展览活动，而在当今博物馆预算不断缩减、对主题即时性的需求不断增加的时代，这种类型的集体展览项目已越来越罕见。盖蒂提供的资金和指导不仅增加了这些机构现有工作人员的可用资源，而且促成了大型从业者网络的建立和扩展。这些从业者包括独立策展人、研究员、助理、档案管理员、展览设计和搭建师、登记员以及艺术品处理人员，他们因工作来到该地区，但其中有很多人会选择留下来。
PST最初的设想并不是成为我们如今所熟知的面向公众的庞大项目。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盖蒂研究所（Getty Research Institute）在2001年发起的一个较为低调的项目：通过对艺术家、画廊主和文化名人的采访，制作一部南加州的艺术口述史。不久，盖蒂基金会拨出专款，资助当地机构整理各自的档案。这一项目最终扩展为一项在全市范围内以同步展览的形式对这项研究进行一次性回顾的展览计划，定于十年后的2012年开幕。基金会为此共拨款700多万美元，用于相关研究和展览策划，最后呈现了68场展览、40本出版物、350次口述史访谈和一场表演艺术节。根据盖蒂研究所时任副所长安德鲁·佩尔丘克（Andrew Perchuk）的说法，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项目：每个机构都可以自由选择在最早的这届PST中的贡献主题，只需与南加州的艺术史相关即可。
这一项目的最终成果就是“太平洋标准时间：1945-1980年的洛杉矶艺术”（Pacific Standard Time: Art in LA, 1945–1980）系列展览，将以前只存在于博士论文、博物馆档案和盖蒂研究室中的研究成果带入公众视野，同时确立了20世纪中期之后南加州在美国艺术形式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就更可量化的影响而言，盖蒂基金会估计，首届PST项目共创造了2.8亿美元的经济产值，支持了2490个工作岗位，并为州和地方政府增加了1940万美元的税收。
2018年，第二届PST以“LA/LA”为主题回归，聚焦洛杉矶与拉丁美洲在历史、文化和地理上的密切关系。据盖蒂基金会总监琼·温斯坦（Joan Weinstein）解释，由于一群策展人和学者受到首届PST中一些与拉丁裔艺术家相关的展览启发（如洛杉矶郡立美术馆举办的回顾展“Asco: 无名者中的精英”[Asco: Elite of the Obscure]），他们向盖蒂提出了举办第二届PST的想法，并建议将重点和研究范围扩展至整个拉丁美洲。为了举办第二届PST，盖蒂不仅在艺术史和策展研究费用上提供了巨额支持，还将大量拉丁美洲艺术家和艺术品从拉丁美洲运至至洛杉矶，这对许多小型的艺术机构来说本是难以负担的高昂成本。
我自己在洛杉矶的职业生涯也是从PST开始的。2015年冬天，我作为PST项目研究员加入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担任拉美艺术研究员，并为盖蒂支持的三场展览担任策展助理，这三场展览均于2018年在博物馆的不同展厅展出，包括安娜·玛丽亚·马约利诺（Anna Maria Maiolino）和阿德里安·比利亚尔·罗哈斯（Adrian Villar Rojas）的个展，以及群展“世界之轴：洛杉矶墨西哥裔的酷儿网络”（Axis Mundo: Queer Networks in Chicano LA）。我加入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不仅因为对拉美艺术有一定的了解，还因为策展部需要一位能流利使用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成员，以便与艺术家及其团队进行沟通。
可以说，PST是推动洛杉矶及其他地区研究与学术发展的变革性渠道，资助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展览，以及配套的出版物和学术研讨会。例如，在策划马约利诺的展览时，盖蒂基金会的资助使我们得以邀请五位学者一同前往艺术家位于圣保罗的工作室，并在圣保罗美术馆举行了为期一天的会议，确保策展人和展览出版物撰稿人获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将资金分配给多个机构，PST项目使那些规模和能力都远小于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机构也能参与到这些重要的研究当中，为策展人提供了直接接触该地区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机会。此外，五年一轮的资助周期也鼓励了一种以长期研究为基础的展览制作方式，这曾经在艺术领域司空见惯，但如今却成了一种奢侈。虽然这些机构获得的资助金额相当可观——上一轮的资助金额从55,000美元到490,000美元不等——但这些资金仅占大型展览所需整体预算的一小部分，随着成本的激增以及观众对视觉奇观需求的增加，展览制作的预算也随之上涨。因此，PST对新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新议题和时间框架的推动，如今已与资助本身同等重要，甚至可能更具意义。然而，本届PST也暴露了一种方法上的弊端，即要求各个风格和方向迥异的机构围绕同一个主题或同一个特定时刻来调整他们的关注点和专长，这可能会带来种种问题。
自2018年第二届PST以来，文化机构的状态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文化管理的历史责任受到尖锐质疑，尤其是在关于文物归还的对话中显得尤为明显，而且公众也对机构施加了“隐性债务”，要求它们通过直接回应社会问题的项目来纠正过去和现在持续存在的不公正，并且要及时采取行动。同时，博物馆的项目策划必须适应双年展的节奏，而双年展的组织方也被期望通过所选择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家来回应展览开幕前这两年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发展。
盖蒂博物馆本身也未能幸免，面临要求机构纠正种种错误的类似呼声，而这一点也在本届PST的使命声明中有所体现：其中提到，参与本届的展览将“通过一系列展览、公共项目和其他资源，探索艺术与科学之间过去和现在的联系，围绕其中一些最紧迫的问题创造公民对话机会”。这也表明，博物馆展览的功能主要是探讨和解决社会问题，而非丰富文化。因此，气候学和生态学在此届PST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也就不令人惊讶了（至少有14个展览涉及相关主题），因为这是一个大部分去参观博物馆的公众都能达成共识的问题，而且这一议题能让这些艺术机构在看似有参与到时下热门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同时，又能避开地缘政治、多样化、文物归还、去殖民化和撤资等更棘手的问题。
在如今这个时代，人们对议题即时性的期望似乎与博物馆的研究方法不尽相符，而第三届PST 以令人好奇的方式揭示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异。随着PST进入青春期，它似乎将自己定位于两种对立的模式之间：虽然它提倡以长期、深入的研究作为展览制作的基础，但它的主题结构和预先确定的时间表也代表了艺术界双年展化的趋势，即展览被期望要对自上一届以来这几年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发展做出回应。最终呈现的展览中有大量构思较为单薄，似乎是策展人周游世界后带着最新一批新兴艺术家回来的产物。
选择“艺术与科学”作为主题也对PST的五年规划时间结构提出了特别的挑战。与前两届的地区和历史性主题不同，科学和技术本质上是快速发展的，而五年就已经可以代表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我猜想，如果是从今天开始策划这些展览，我们会看到大量关于人工智能不可避免的崛起的展览。但在五年前，当艺术机构试图寻找这一话题的切入口时，人工智能在文化词典中的地位尚不突出。因此，这次仅有少数展览直面人工智能主题（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REDCAT举办的“在充满爱和仁慈的机器的监视下”[All Watched Over by Machines of Loving Grace]，尽管展览只是将人工智能视为当代艺术家使用的工具之一，并未深入探讨科学或技术生成图像的原理和过程）。
这并不是说这一届PST完全缺乏以往能定义该项目的那种内容扎实、研究透彻的展览，其中也有一些颇具启发性的展览，比如洛杉矶郡立美术馆（LACMA）的“我们生活在绘画中：中美洲艺术中的色彩本质”（We Live in Painting: The Nature of Color in Mesoamerican Art）散文式地探讨了颜料和燃料的发展；J. 保罗·盖蒂博物馆去年12月闭幕的展览“流明：光的艺术与科学”（Lumen: The Art and Science of Light）追溯了中世纪关于光的科学和精神维度的讨论；亨廷顿图书馆、美术馆和植物园的展览“风暴云：描绘我们气候危机的起源”（Storm Cloud: Picturing the Origins of Our Climate Crisis）围绕19世纪的科学发现，重新聚焦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关系的叙事以及对自然世界的理解——所有这些展览都为科学作为一门学科提供了一个本世纪以前的历史框架。关键问题在于，上述这些大型机构本就拥有庞大的预算、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充裕的展览空间，即便没有PST的资助，它们也能够进行此类展览的策划和制作。PST需要对各类机构给予相对应的帮助，在这些大型机构实现的成果同样要在较小型的机构中实现，允许后者也参与到这些高成本、高投入的项目中去。
然而，此届PST中有多达26个展览是当代艺术家的主题群展，甚至一些历史性展览中也穿插了大量当代作品，这似乎是在强化一种被认为必要的观点：展览必须从当下出发，与当下直接对话。这种模式会产生一种错误的假设，即传达当代价值观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而不是通过策展选择来重新框定和诠释历史，以回应当下的需求。在这些展览中，艺术与科学的合作往往被简化为展示涉及屏幕、主板、电池或电线的艺术作品，而不是直面艺术创作背后的科学问题，提出核心问题——就像LACMA在“我们生活在绘画中”中的发问：我们是否应该将颜料本身视为一种需要跨学科材料实验才能发展的技术？
如果单独来看这些展览，把它们置于“艺术与科学的碰撞”或者PST的整体结构之外，那么很多展览都是值得称赞的。但如果把它们放到PST在资金、时间、连贯性和规模等方面想要实现的目标中去考量，尤其是对比前两届所取得的成就，那这一届PST会让人觉得错失了良机。在2018年PST之后，洛杉矶博物馆界的专业人士曾猜测，鉴于“LA/LA”的成功，下一届PST可能聚焦亚洲，采用相同的方法论、能力和愿景，探讨这个与南加州有着深厚离散关联的地区。然而，根据温斯坦的说法，这届PST的主题是“在与两位洛杉矶知名博物馆馆长的一次闲聊中产生的……我们抛出了许多想法，但认为艺术与科学的交汇可能既应景又有影响力。我们对这一领域的现状进行了研究，与博物馆合作伙伴进行了交流，并咨询了科学机构，了解他们的合作意愿。”与两位博物馆馆长的闲聊竟能决定几乎覆盖南加州所有艺术机构、为2400万人口服务的多年项目周期的方向，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前两届PST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这些资助所能产生的巨大作用，不仅体现在机构预算和人才库上，而且还影响了艺术史本身的发展方向。盖蒂基金会为南加州赋予了一项任务：致力于支持那些难以生产、难以量化且不以市场为驱动的艺术世界。然而，未来的PST主题选择必须建立在一个更加透明、民主和平等的框架之上，这个框架既能赋予展览制作者们追求自身兴趣的权利，又能激励他们创作出超越当下需求的作品。
布莱恩·巴尔塞纳（Bryan Barcena）是《艺术论坛》西岸编辑。
文／ 布莱恩·巴尔塞纳
译／ 冯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