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月，我在巴黎卢浮宫参观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的重量级回顾展时，不禁在他1784年的历史画《荷拉斯兄弟之誓》（The Oath of the Horatii）前潸然泪下。这位后来的雅各宾派成员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创作了此画，以寓喻的方式表现了忠诚美德和为了更崇高的目标而自我牺牲的精神，旨在支持共和主义理念。回想起来，我想当时自己不仅仅是在哀叹公民理想（以及后里根时代的公民教育）在美国的凋零，也是在悼念大卫的那种信念，即相信视觉艺术对世界的塑造至关重要。正如美学哲学家乔纳森·吉尔摩（Jonathan Gilmore）所指出的那样，法国在十九世纪实行严格审查制度的六十年间，政府有五十年都“在出版前审查图画，而并不审查印刷文字”，仿佛画笔要比笔杆子更强大。[注]最讽刺的是，尽管艺术界中很多人都对艺术改变世界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但极右翼却没有：不然他们何必费心提议建造“美国英雄国家花园”（National Garden of American Heroes），又何必费力铲除从迈阿密到休斯顿各地的彩虹人行道呢？
在筹备《艺术论坛》十二月刊的年度回顾时，我们的编辑团队曾想到用同样被拆除了的白宫东翼作为封面。当特朗普政府对文化的全面战争从方方面面影响了过去一年的艺术界——更不必说其对边缘化群体的打压，对民主精神的破坏，以及世界各地极右翼联盟带来的威胁——还有什么比这更强有力的象征呢？这条始于今年一月解散总统艺术与人文委员会，继而在三月发布行政令指责史密森学会的道路，直接导致了今年十月 “人民之家”（People’s House，白宫的别称）很大一部分被夷为平地，且无疑将一路延续到明年。但与其高声哀叹我们的损失，我们最终选择了一张“坏痞兔”（Bad Bunny）的令人振奋的照片——这位波多黎各音乐人不仅在策展人卡拉·阿塞维多-耶茨（Carla Acevedo-Yates）为本期杂志列出的年度十佳榜上出现了两次，更将作为嘉宾在明年的超级碗（Super Bowl）中场秀用西班牙语进行表演，而这已经激怒了特朗普的支持者们；照片上是他在夏季驻场演唱会上的表演瞬间，这场演唱会出于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针对美国本土拉丁裔社区的突袭行动的忧虑，而在其故乡波多黎各岛举办。2020年，坏痞兔的专辑《YHLQMDLG》（取自“Yo hago lo que me da la gana”的首字母缩写，意为“我想干嘛就干嘛”）的标题，成为了一句颂扬艺术实验精神和特立独行的口号。而现在，它不仅是独立精神的表达，更成为对特朗普独裁的抵制——这样的情绪在今年的流行文化中频繁涌动：从“无王抗议”（No Kings protests）到新一季的《南方公园》（亦在本期有提及），再到约翰·奥利弗（John Oliver）对特朗普越权行为的精辟反击（“Fuck you, make me”），最终在十一月全国大选的选举投票中大爆发。
在视觉艺术领域中，“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卷土重来进一步加剧了对言论自由的“寒蝉效应”，这种效应在2023年哈马斯发动袭击和以色列种族灭绝式的报复行动，以及2024年的反“多元化、公平和共融”（DEI）运动之后愈演愈烈。但不同于特朗普再次当选以前由机构和个人所主导的压制，如今，我们的地方、州和联邦机构都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到艺术的创作和展示，以便适应特朗普在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倒退政策。这并非我们的领导人第一次充当文化审查者的角色，正如我们在十月刊关于1980和1990年代文化战争的“圆桌讨论”中所强调的那样——当时参与讨论的包括策展人海伦·莫尔斯沃思（Helen Molesworth）以及艺术家罗恩·阿西（Ron Athey）、凯伦·芬利（Karen Finley）和安德里斯·塞拉诺（Andres Serrano）——那场斗争本身就令人联想到1940至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无疑，这些历史时刻之间存在着差异：正如哈里·昆兹鲁（Hari Kunzru）在本期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利用技术（包括特朗普自己）来向我们的信息渠道倾倒垃圾内容，这实质上构成了一种新型审查。但相似之处也显而易见，例如将艺术实验贴以左派标签，以及对艺术影响公众“道德”的执念（对此，极右翼的信念似乎再次远超了左派）。
我们甚至可以说，现当代艺术史本就无法与审查史切割开来，而这不仅仅是因为在过去两个世纪里遭受到审查的艺术作品比比皆是。在其2002年的论文《审查、自主权与艺术形式》（Censorship, Autonomy, and Artistic Form）中，吉尔摩重新审视了现代主义的形成；其核心观点在于：审查制度自始至终都在批判艺术的表现性内容，且认定这些内容对所有观众都是明白易懂的。他解释说，到了十九世纪初，艺术家已不再竭力为艺术的内容辩护，而是转而强调形式和构成性的晦涩性，由此催生出了现代主义的形式主义和自主性观念。在此叙述中，现代主义美学不仅将艺术从大众文化的媚俗化中拯救出来，更为其内在的政治内容筑起一道屏障，使其免遭政府审查。但现在的争论焦点在于：这是否是一份魔鬼契约，使艺术沦为了含糊的微词，而非掷地有声的主张，使其总是提出问题，却从不提供答案（以免沦为“单纯”的政治宣传或鼓动）。
在去年十二月刊的主编来信中——当时特朗普再次当选没多久——我曾经写到，我坚信艺术家的自由，也因此绝不赞同要求艺术家创作“政治性的”艺术。（尽管如此，我相信在今天，艺术创作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动——哪怕仅仅因为它通常如此的“不具备生产性”，以至于违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首要任务——尽管正如迪德里希·迪德里希森[Diedrich Diederichsen]在本期关于波希米亚主义的文章中所指出的，这一浪漫理想始终都是可疑的，如今更陷入全方位的瓦解之中。）而我也承认，自己深受许多对审查制度采取对抗态度的艺术家的鼓舞。这其中包括了卡西尔斯（Cassils），在本期杂志的“作品集”栏目中，我们将看到他们十月现场表演的一组照片（由伽雅特里·戈皮纳特[Gayatri Gopinath]做了精彩导读），他们在表演中传达了最新禁词。另一位艺术家是德雷德·斯考特（Dread Scott），他本期“作品集”里探讨了自己用国旗意象重新定义“美国”和颂扬抵抗精神的艺术创作，这也曾让他于1990年在最高法院赢得了捍卫艺术自由的法律胜利——而特朗普本人竟在今年八月试图通过行政命令（非法地）推翻这次胜利，并在事后宣称：“我们剥夺了言论自由。”这些仅仅是本期内容丰富的十二月刊中众多艺术家与作者中的两位，是他们让我继续坚信艺术至关重要，并鼓舞着我在新一年来临之际向全世界各个角落试图制约艺术的法西斯分子说：YHLQMDLG，我想干嘛就干嘛。
注：
乔纳森·吉尔摩，《审查、自主权与艺术形式》，见《艺术史、美学和视觉研究》（Art History, Aesthetics, Visual Studies），编辑：迈克尔·安·霍利（Michael Ann Holly）和凯斯·莫克塞（Keith Moxey），斯特林和弗朗辛·克拉克艺术中心：2002年，第105-21页。
文／ 蒂娜·里弗斯·瑞恩
译／ 钟若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