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菲利普·莱德是在1967年初的洛杉矶。我和妻子去参加莫里斯·刘易斯在洛杉矶县立美术馆回顾展开幕的活动。我组织了那次展览，本来希望能自己布展，但本地策展人抢先了一步。菲尔到机场来接的我们，刚见面，我就被他的活力和魅力所折服。展览很棒，反响也很热烈，我和菲尔在《艺术论坛》的办公室花了数小时讨论各种话题；当时我已经在《艺术论坛》杂志发表过关于弗兰克·斯特拉、朱尔斯·奥列茨基和安东尼·卡洛的评论，我记得跟菲尔说起我计划给杂志夏季刊的雕塑特辑写一篇文章，也就是后来的《艺术与物性》。
《艺术论坛》搬到纽约后，我经常去杂志办公室找菲尔，跟他去鲁本斯餐厅吃午餐，到斯特拉和芭芭拉·罗斯两人的家跟他见面，后者是唯一能让他感到轻松自如的艺术圈社交场合。（他与弗兰克的友谊——他对弗兰克的爱——是指引他人生的启明星之一。正如众所周知的，他对他妻子格拉迪斯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波利、汉娜和亚伯的爱一样。）对于我这样野心勃勃的年轻批评家而言，能给《艺术论坛》撰稿是非常宝贵的机会——这本杂志迅速地被公认为当代艺术领域的顶尖刊物，在这里发表无疑让我的文章获得了比在别处更大的累积效应。不仅如此——当我日以继夜地完成自己关于爱德华·马奈对前人画作指涉的意义的博士论文时，菲尔想到要用整期杂志把它全文发出来。这是个极为大胆的主意，甚至堪称疯狂，因为他深知得到的反馈会是毁誉参半——事实证明，他还是低估了对读者的刺激。但这种近乎荒诞的奇想让他兴奋，我想我也是。
有鉴于此，菲尔去世的消息（尽管九十六岁去世可谓享尽天年）自然令我深受震动。我想2024年弗兰克去世对菲尔的冲击也是同样的。这些年我们联系并不多——但我经常想起菲尔，当然《艺术论坛》持续至今的重要地位就是对他最好的致敬，因为是他最早把这本杂志放到了艺术批评的版图上。1960年代所有重要的艺术写作者都在《艺术论坛》发表过文章。每期杂志除了严肃的长篇论文以外，还有各种观点尖锐的展览评论，这样的结构背后，是菲尔对智识上的自由和多样性的坚持。因此，虽然他对我或沃尔特·达比·巴纳德（Walter Darby Bannard）写作的支持常常被认为是“形式主义的”，他对罗伯特·史密斯森的兴趣却完全是另一个方向——菲尔从不认为他需要在两者之间做出抉择。唐纳德·贾德和罗伯特·莫里斯更是另外一回事。他对艺术家的偏好很难预测：他最热忱和坚定的支持给了弗兰克，但我也记得被他带着去看了理查德·塞拉早期把铅液泼溅到展厅墙上和地面上的展览开幕；我完全无法理解这种艺术，但菲尔，用他自己的话说，被“彻底击中”了——正如后来发生的事情所证明，这简直是预言性的。在他偶尔为之的批评文章里，最重要和最富原创性的要数《我的暑假是怎么过的》（1970），他在该文中描述了去内华达州造访迈克尔·海泽1969年创作的大地艺术作品《双重否定》的经历，从而为杂志开拓了一片之前没有发掘过的发展领域。他的文章至今仍可算是对大地艺术相关话语的重要贡献。
1971年，菲尔辞去了主编职务，回到西海岸，接着去以色列住了若干年，最后回到加州伯克利。离开《艺术论坛》跟他和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一场龃龉有关，此处不多赘言。我在《艺术论坛》1993年九月刊上回顾该杂志早年岁月的文章里曾这样写道，菲尔“热情，理智，严苛，宠妻无上限，固执，精明，性情多变，极富想象力，有道德洁癖，但待人宽厚；最重要的是，作为编辑，他对自己赏识的艺术家和写作者给予了全身心的支持；而正因为这本杂志印刻着他的个性和偏好，它才变得如此独树一帜。”回头再看，我无法给出比这更贴切的描述。
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 R. 赫伯特·布恩（J. R. Herbert Boone）人文与艺术史荣休教授。
文／ 迈克尔·弗雷德
译／ 卞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