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夏天在巴尔干地区的旅行开始前，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的《黑羊灰鹰》（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1941）和罗伯·D·卡普兰（Robert D. Kaplan）的《巴尔干鬼魂》（Balkan Ghosts, 1993）充当了我的向导。旅行结束之后，我脑子里就一直浮现“旅行文学”这个概念，包括它的书写动力，它与现实的对照关系，以及它在后来的世界留下的回响。最早的旅行文学跟殖民扩张有关，更像是探险家和博物学研究者在“专业报告”外聊做消遣的产出（当然这些书一经出版就获利丰厚），往往充斥着异域风情和奇闻逸事，但这些时常夸张到荒唐的文本仍然有着重要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功用——它以一种“喜闻乐见”的方式帮助西方宗主国的读者建立起对世界的主人翁意识。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旅行方式的变革，旅行文学自身也经历了诸多演化的阶段。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多样和复杂，被殖民、被征服之地间的横向流动也开始出现，带动人的思想和语言方式的转变。不难想象，不同时期的文本在被书写之时一定受到自身所处时空的局限，但你也可以发现，这些站在不同文化间“接触地带”（contact zone）①的文本同时也在以它们新的反思和新的偏见预言着未来世界版图的变动——这里的现实主义似乎天然就采用了将来时态。
组织这次专题宽泛地借用了旅行书写这一观察和再现世界的方法，但背后其实有着更具体也更近期的动力——对“中国”的叙述冲动，随之而来的叙述困难，以及由此产生的寻找更多索引的需求。就我个人而言，从北京迁居至台北是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国家及国民身份的一个契机；但我相信这是一种共享范围更大的热情——无论是中国官方叙事里的“大国崛起”，国外媒体报道里的新“帝国扩张”，甚至是我在台湾记者的报道里读到的“两个中国”在西非某国在场感和影响力的更替，都构成了这种叙事热情的背景和驱动力。这也让人联想到早期旅行文学的产生，不同的是，经历了从殖民到后殖民，再到此刻仍处在争议当中的“新殖民”，无论是在“前线”或是“腹地”，是否有可能出现新的想象和新的表述方式？当然，并不是每一位作者都与我共享相同的出发点和视角，他们提供的叙事与我预设的线索的距离或近或远，改变了最初框架的结构。虽然不乏意外，但这次地尝试也并没有偏离我的另一初衷，即一种共同工作的可能性，我想再次借用“接触”这一来自语言学的术语，即在不同背景、个性和世界观的合作者之间建立一种“共存、互动、连锁性的理解和实践”。
这次专题合作的作者包括方迪、郝敬班、方彥翔和杨健，我以“编辑笔记”的方式回应了他们每个人的工作，也希望借此为每个文本提供一个连续性的叙述环境。
编辑笔记
第一次跟方迪通电话时我还模糊地认为他在非洲。或者是介绍我们认识的朋友传达了不够确切的信息，或者是因为他朋友圈里发的那些照片背景里的热带风光和人的肤色有太大的误导性。我略花了一点工夫纠正心理上的距离感——巴新和中国不过两个小时的时差而已，往返程的机票大概在8000块人民币左右。通话前他先预警说通话质量不会太好，显然，当地网络建设尚需改进，不过在眼下的大环境里，这点让人一听就立刻联想到商机。方迪所属公司在巴新的业务是中国“一带一路”工程里极微小的一环。他的这种艺术家／国有企业员工的身份让人很难不对他的旅居生活充满好奇。不过我们在“一带一路”对当地造成的影响的问题上有分歧——他的乐观其实不在我的预期之中。以年龄和教育背景推测，即便不是对此持彻底的批判态度，也差不多应该跟我一样犹疑。当然了，单这点也说明了我自己的偏见。
但无论如何，我确信“一带一路”这个话题在人群里引发的兴趣，就像我确信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分歧也是无比典型并且难以定论的。中国在非洲的贸易活动是援助非洲重建，是单纯的经济活动还是新一轮的殖民扩张？你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听到各种观点，但大致都分布在一个可预期的光谱之内。过去一个月，我在读前《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傅好文（Howard French）的《中国的第二个大陆——百万中国移民如何在非洲投资新帝国》（China’s Second Continent: How a Million Migrants Are Building a New Empire in Africa），他在前言中也提及此类辩论结果的贫乏，“人们要不选择以反省的态度为中国进行辩护，要不就是高声欢扬西方强权的价值观，并幸灾乐祸地数落中国的每笔失败烂账。”他认为中非关系中最重要也最难预期的因素之一就是他书中所写的那些在非洲的百万中国移民。“时代总是由数量可观的小人物一点一滴有意义地形塑而成，他们未知的动机和目的，间接创造了所谓的现实。”这点我倒是毫无异议。我跟方迪的沟通结果亦是如此——决定暂且不去评价太过宏观层面的政策和后续效应。我说我很希望在他的故事里能够看到更多面孔。
老张、老老张、黑帮老大的故事与我在《中国的第二个大陆》里读到的那些早期的移民故事有部分的重合。你发现早期的中国移民几乎是以一种道听途说的方式前往那些“未开发”的区域去拓荒的。比如，该如何去想象一个在1996年决意只身前往纳米比亚做生意的河北退伍军人的故事？这些案例有着那种早期探险故事里生存文学的味道，回头去看皆是传奇。但我发现个体的故事也仍然不是叙事的尽头，更具悬念的是这些故事里的个体和更大的那个国家概念（或者不只是概念，有时是十分具体的国家行为）之间的距离的挪移。也是在1996年，中国国家领导人在访问非洲时发起中非经济合作论坛的倡议。在这个背景里，个人与国家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同步，与此同时又似乎完全与对方的正在采取的行动脱节：个人的故事线里，国内的生存压力迫使人背井离乡，一次次因签证过期被清理出境；而在国家的日程安排里，1996年的倡议在2000年落实为了首次在北京召开的中非经济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但又是从某一“神秘”的时刻起（我未能在书中找到准确答案），两条叙事线索再次产生了重合——在作者的描述里，此刻，移民潮所波及之处，“张先生和其他中国商人正在建造新中国。而非洲不过是负责衬托荣华富贵的布景罢了。”这些“情节”上难解谜题也让我绕回了最初的分歧——不仅仅我和方迪之间，更是因为近期生活中屡次遭遇的有关“一带一路”的立场之争——支持还是反对？充满希望还是保持担忧？这些代入感强烈的立场之争究竟离“现实”有多远的距离？如果一切并非甚至无需建立在现实之上，那么争论到底指向什么？在这些纸上谈兵式的争论里，个人立场和国家动向之间又是怎样的距离？
编辑笔记
“我想更清晰地表达出一个在这里生活的人的经验和想法，但怎么说都说不清楚，永远词不达意，找不到语言。”今年夏天我们的通信里，郝敬班这么说。五月时她在奥伯豪森，我在台北，但我们的话题始终围绕着“中国”。回想起来，在那之前，这个话题在我们的日常对话里已经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起先只是关于一些让人不太知道该怎么理解和回应的现象的闲聊，从北京到香港到台湾到非洲到美国到欧洲，各种角度、各种矛盾、各种情节里听到看到的越来越多的“中国”的形象，这又渐渐衍生出了对政策的关心，和对周围人态度的留意和议论。大概从去年开始，我们各自的移动都变得比过去频繁，不同的环境总是会有新的刺激，而且真的是在跟人接触，尤其产生了语言上的交流甚至冲突时，很多躲在潜意识里的态度和情绪才变得鲜明起来。但这也只是个开始。
五月的交流最终变成了几乎是拼贴起来的一份策展论述——这是我们作为中间美术馆的展览“自我批评”回应人之一的工作报告——郝敬班的视角回到上世纪初的满洲国，知识分子从“驱除鞑虏”到“收复国土”的话语转向；我则对此刻那些不断延伸出去的铁路线和基建工程将带来的未来怀有一种偏执的兴趣。我们小心翼翼地提及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帝国及其边界，担心会掉进自己反对的立场里去（不过那篇现在读来颇为别扭的策展论述也恰恰证明了立场一定不是泾渭分明的）。展览的标题“边界：探险和侦查”不仅是描述了董星和许家维两位艺术家的作品，更贴切地概括了我们自己的状态，探险，侦查，警觉的，试探性的动作，但想要有所斩获，必得继续磨练胆量、本领和耐心。
七月底和李然在Salt Projects的表演／讲座活动“不速之客”可以说是一种延续，也可说是再次的开始。那些现场阅读的信件依然是围绕着“中国”，但这次的叙述更私人于是也相对更直接，三个人的角度不同，涉及旅行经验、身份和认同的问题，也和我们的日常工作紧密相关（比如李然对艺术界中“中国”这个标签的敏感以及他在平丘克的展览后“所有第三世界的艺术家都回了巴黎伦敦纽约柏林”的感慨）。通信的形式当然是提前设定的，但实际上也有很大的偶然性。我记得我在旅行途中通宵写了一封长信给他们俩，那是积累了一些时候的情绪的一次爆发，包括在塞尔维亚时令人充满挫败感的有关“一带一路”的采访，在巴尔干沿着当初的战场旅行时的见闻，文献展中议题提供的刺激，于是在雅典的那一晚，当我的几位同胞开始在晚餐桌上“询问”和评论台湾人对两岸关系的看法时，我发现我充满了郝敬班所说的“对他们的围攻感觉到愤怒但说不出一下击倒他们的话”的那种气愤。这称得上是个奇妙的时刻，因为那一套语言我之前用得也是炉火纯青，向来觉得那是更明智和现实的，并没有体会到其中的压迫性和冷漠。
在我反复地修正这次专题方向的过程里，我发现自己屡次回到了郝敬班第一封题为“语言”的信（所以其实我们夏天的所有通信都是在一个“Re：语言”的标题下进行，这点很有意思）。当然我并不是真的打算寻求到什么用来一击致命的辩论语言，情绪也不是支持我邀请作者参与、把话题继续下去的动力。但想要克服“词不达意”的困境确实转向其他人的叙事的很重要的原因，甚至也不再只是关于“中国”这个话题，而是在这一时刻，不同的个体是使用何种语言来表达甚至进一步扩展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的。就像郝敬班说的，“在 ‘同行’里，最会让我嫉妒的就是在电影里看到其他电影人和世界建立的关系特别有趣。”
编辑笔记
方彥翔是我在台北认识的一位策展人和写作者。夏天时我们在巴尔干半岛的旅行在时间上几乎重合。稍后我得知他手头上正在准备的展览，包括当下中国强力参与的“新全球化框架”，也包括那条有关共产体制到资本主义体制转换的线索，这是我们的谈话开始。
不过跟方彥翔不同，我的巴尔干之行是从贝尔格莱德（Belgrade）开始的。我也好奇，从不同的地点开始旅程是否会抵达彻底不同的“终点”？至少就我们两个人的经验而言，各自建立起的确是相当不同的时空想象——他在杜波夫尼克和赫尔辛基之间看到南方和北方从前现代到当代的形象的反转；而对我来说，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Zagreb）则是一个东方和西方的关系在近期历史中的一再强化。阅读这封信的最大的乐趣在于，查找我们重合的经验，以及观察我们将目光从同一对象移向不同时间和地理方位的时刻。而阅读最艰难的部分在于，我们又确实有着相同的旅行的终点，这些重叠和差异最终还是会离开巴尔干半岛回到亚洲，或者更具体不过的，回到台北的灰色调里去重新理解（只不过我是首先回到北京，这又更增加了难度）。
关于归属的问题。在萨格勒布，我第一次明确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了“那个”欧洲，或者说这一“觉悟”正好证明了我的潜意识是如何界定欧洲的——那是在Strossmayer主教雕像附近草地上，几个正在喝啤酒的白人开始莫名地冲着我们大喊大笑。我脑子里立刻极为不快地浮现了“新纳粹”三个字（看来“所有的克罗地亚人都是乌斯塔莎刺客，所有的塞尔维亚人都是切特尼克野兽”式的偏见看来也不仅仅只存在于几十年前的国境两侧。不过略感讽刺的是，据说Strossmayer是位相当开明的主教，支持塞尔维亚东正教的合法地位和平等权利；他在1870年代创办了萨格勒布大学）。我猜想着，对于NK而言，较之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指控”（这至少还是在个人层面），我的这种整体性的刻板印象的感受是否更加冒犯。但这也是有原因的。加拿大学者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的《血缘与归属》（Blood and Belonging）中的“新民族主义之旅”也是开始于这两个国家——他开车穿过那条连通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的“兄弟友谊和团结公路”（“典型铁托式的、真正的民族狂热和社会主义的混合”）时，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还处在一个更不稳定的名字下）才刚刚变成两个国家。那是1990年代，这里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南斯拉夫还会进一步惨痛地“解体”——我离开萨格勒布之后的下一站是萨拉热窝，这是个更让人感觉悲伤的城市，伤口就裸露在半山腰，密密麻麻的穆斯林墓地。这一切当然都跟归属有关，跟血缘也跟流血相关的归属。想要理解这些仇恨和复仇的故事，又需要回到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回到天主教和东正教，回到二战和冷战——这是我简单概括的东方和西方的关系。但即便在这条有关民族主义的线索里，你发现好像也必须要回到萨格勒布那从未消退的对维也纳的想象，甚至回到（还是“去往”？）NK坚定的对属于欧洲（文化）的一部分的认同上去。南和北的关系也始终镶嵌在这个结构里。没有什么是能够轻易说清楚的。
这又有关我们自己的归属的问题。但我想要换一个方法来说。我想说的是这封信里贯穿始终的歉意——抱歉措辞的不当，抱歉太快速地到达结论，抱歉持有预设的想象，甚至也抱歉（策展人的）工作（“我想谈论关于一个文化的归属......”）在真正理解他人时起到的反作用力（“我太想要去找寻一种代表性的劳动状态或者生产关系……”）。而我自己的经验是，歉意会修正，但并不会抹除那些发生在歉意之前的“失误”。那是作为群体中的个体时无法克服的一些东西——我们确实身处认同结构里而不仅仅是在众多个体命运的行进中。但歉意同样也是必要的。就好像我无法回避我的中国人的身份，也必须处理我的台湾经验里那种反复而恼人的、不太见成效的关于国族身份的自我检讨。这时候我又很希望可以谈论艺术可以提供的那种“绝处逢生”的能量。在权力关系非但没在被弥平反而愈加复杂紧张的时候，怎么去创造“诞生中的开放关系”，怎么去创造“无国界的身体”。
编辑笔记
《罗宾》大概要算是这系列当中的一个变音，或者说是一声怪叫。这是从杨健几年前一个失败的纪录片计划里发展出的一个“新”故事——一半算是在我强迫下。“他（罗宾）是现实里的难民，我是纪录片里的难民”。我知道纪录片的计划杨健已经放弃，但罗宾仍然神出鬼没地存在在他的生活里。这是另一件我没太搞懂的事，那些零敲碎打的磨人交往居然没让他厌烦舍弃。罗宾的故事估计杨健已经跟别人讲了无数遍（我就是如此辗转听到的），但那天我去找他的时候他依旧眉飞色舞，所以其实这故事的真正结尾其实应该是这样的：27天后，我又加上了他的微信……我原本的计划是要找一个更“健康”的外国人在中国的故事，一个从内部反观的视角，比较能够想象的，或许是经历了中国社会过去十年或者更久时间里的变化，个人经历混合着时代浪潮，时间线可以很顺利地展开。或者这里边也牵扯去留的问题，这儿究竟是个中转站还是目的地，是希望还是绝望，跟我们的感知和观念有多大的差异，诸如此类的疑问。但这些方面罗宾可说是彻底的失败——一个加拿大白人，出人意料并且令人费解地以一种非法居留的方式在中国生活了八年时间，这还不算，他又从中国的中心城市流向了更内陆的区域，从艺术圈流向了一种无职业的游民生活（其中还包括从街头被人搭讪到改做大保健的生活质量的下降），一路沉沦；他的时间也是黏黏糊糊地揉成一团，白天和晚上，去年和明年，上一餐和没着落的下一餐之间，是永远搞不定的签证问题和被驱逐出境的危险——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觉得的。“被驱逐就被驱逐嘛。”我们议论，弄不清楚是中国太有魅力还是什么的。蒙古边境的偷渡被抓听起来像是个笑话。我没跟杨健打听他做了多少艺术加工（“天很热……”，“他装作……”,“飞奔到火车站……”），但我相信现实具备充沛的荒诞，必定不输编撰。签证、偷渡、驱逐……这些词在他这里好像完全换了一套意思。另一方面，我也好奇为什么罗宾愿意接受拍摄，这种不怎么样的、一般人会觉得的失败甚至是堕落的移动路线，而且很大程度上还是他自己选择的，那就更是自甘堕落。不过最早吸引杨健的也就是他的这种“反向的流浪”。只不过他的失败也没能造就杨健的成功，结果二人都还是沮丧、懊恼得要命。那吸引我的是什么？一种“反向的旅行书写”吗？好像也没有这样直接。过程里杨健一度号称写不下去，但我觉得那写的热情分明就在，那种隐隐约约的编排故事和搬运文字的诱惑感。这其中最打动我的一句话是：“这么几年过去后我才认识到，正是和其他流浪者毫无二致的生活，才使得这个黑在中国八年的加拿大人的状态有些意思。”吸引我的可能就是这些一时间不明不白的“有些意思”。
注释：
①请参见丽·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的《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文／ 郭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