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一
在2010年代初，以东京秋叶原一带为首，日本出现了一种名为“JK散步”的服务业。这种接近“软色情”的工作以“学生课外打工”为名雇佣高中女生（JK是日语“女子高生”[ Joshi Kosei]的简称，泛指女高中生），让她们穿着学生服在大街上物色“顾客”。在指定的几个小时之内，“顾客”原则上可以将这些女生带去任何场所——当然，原则上也禁止与女生有任何肢体接触。通常“顾客”们会带女生去咖啡厅或餐馆吃饭，或去卡拉OK唱歌。偶尔也有人会选择去水族馆或游乐园。据说，在“JK散步”最为兴盛的2013年左右，秋叶原的“女仆街”上满是举着牌子招揽顾客的女生。这种“软色情”服务业不久后受到了媒体的曝光并成为社会问题，最后被警方取缔。而在这一行业受到广泛关注的时期，致力于为需要帮助的少女提供自立支援的社会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前“涩谷辣妹”仁藤梦乃（Nito Yumeno）出版了一本题为《女子高中生的里社会》的书（光文社新书，2014年），试图从她所谓“关系性的贫困”的角度探讨这些从事“JK散步”的女生的生活方式及其困境。
在这本以作者对31位16至18岁的女生的采访为基础写就的著作中，几位采访对象的原话引述构成了整本书的相当篇幅。（就此而言，和类似的纪实类书籍一样，这本书反讽地满足了道貌岸然、高高在上的读者们的偷窥欲望。）而仁藤在采访中透露出的对于受访女生安全的担忧，及时且正当地回应了当时整个社会对于“JK散步”（或与之相关的其他“JK产业”）的关切和忧虑。通过类似“纪实”的记录方式让当时正在从事或考虑从事相关工作的女生明白这一行业的“内幕”，无疑也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过，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后设视角回顾这本相当带有时效性的书籍，或许就得说，作者对于这一社会现象的视角和考察方式，事实上遮蔽的问题比它揭示的问题更多；甚至可以说，这本书所揭示的最大问题，反而是作者的考察视角本身。
例如，在仁藤为采访对象准备的提问中，关于“家庭”的部分包括“和家庭的关系”、“受访时的住处”、“被父母虐待或忽略的经验”等；而在“迄今为止的经验”一栏，则专门预设了“性被害经验”、“卖春经验”、“自杀行为的经验”、“有没有过想死的念头”、“被诊断有精神疾病的经验”等问题项。在作者看来，这些过往的“负面”人生遭遇，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少女选择在“JK产业”中打工——于是，“卖春”和“JK散步”从一开始就被作者划归为同一性质的活动（如果不是精神疾病的话）；在这个女高中生的“里社会”中，“JK散步”成为迈向“卖春”的第一步：黑夜里所有的牛都是黑色的。仁藤对一位采访对象说的一段“高中时代友人”的话，尤其能够表现她的预设：
15岁在女仆咖啡店工作，17岁在Girls Bar工作，18岁在夜总会工作，目前这个朋友25岁，有一个3岁的孩子，生活很苦恼。（78页）
毋庸置疑，对于作者而言，所有这些工作都只是程度不同的“软色情”服务业，而它们的全部归宿都只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色情”行业。在她看来，这位“高中时代友人”的经历的偶然性，无疑远远不及从女仆咖啡店到夜总会再到色情行业的近乎“必然”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里社会”和“表社会”泾渭分明，甚至太过分明，以至于作者在整本书中都不断地向受采访女生、也向读者暗示，跟她们搭话的男性“顾客”根本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和她们发生肉体关系。
于是，在仁藤的“启蒙”和少女们的回答之间，出现了一个微妙的侧重点偏差：尽管明确提到曾遭遇非礼甚至自愿或非自愿地和“顾客”发生性关系的受访女生并不多，这些案例却在全书论述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反过来，当受采访者提到工作的基本内容是和男性顾客去餐厅吃饭时，作者要么忽略这些事例，要么将此作为少女“天真无知”的证据。在其叙事中，凡是上前向这些女生搭话的男性，似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强奸犯的“犯罪预备役”。
然而，重要的问题或许从来都不是“有多少比例的‘顾客’带有非分之想”，而是在将所有男性视为潜在的强奸犯、将所有“JK产业”里的从业女生都视为“无知少女”的眼光那里，恰恰缺失了“表社会”与“里社会”的复杂关系。需要追问恰恰是：缔造“JK产业”的仅仅是一些从事黑社会性质工作的“坏大人”吗？另一方面，如果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女生和“顾客”仅仅在吃饭或唱歌，那么在此过程中这些“顾客”究竟在消费和享受什么？
尽管仁藤对自己提出的概念没有任何严格的界定，但“关系性的贫困”一词或许正适用于在她的分析中作为“正常状态”而缺席的“表社会”。换句话说，社会关系的贫困或匮乏，不能仅仅限定于个人在家庭或学校中的不幸遭遇；相反，或许正是由于正常状态下的“表社会”不断地再生产着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贫乏，“JK产业”等等对于人际关系（甚至是与少女的关系）的想象性增补才会应运而生。吊诡地说，“目的不纯”地接近少女们的男性，反而仍然处在作者预设的那个“表社会”之中——他们作为“犯罪者”在社会中占据着明确的位置，他们的行为有着明确的动机和意义。与之相对，“意义不明”地带着少女去咖啡店吃甜品的男性，才打开了一个无法被“表社会”的表层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所回收的“里社会”。这个各种欲望看起来在其中以奇特的、扭曲的、既释放又被压抑的方式得到表达的“里社会”空间，寓言性地指向了“表社会”的种种“正常”话语（如作者的这部著作）所遮蔽的历史结构的真理。如果我们像作者那样，从一开始就给所有男性贴上“强奸犯预备役”的标签，不仅无法令人信服，也无法恰当理解“里社会”的症候性意义。事实上，这样一种视角甚至无法回答作者在书中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一些家境良好、成绩优秀的女生也会选择在“JK产业”中打工？或许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视野，将出发点从少女的“无知”转向“JK少女的选择”。
二
“JK少女的选择”这一说法，出自宫台真司（Miyadai Shinji）出版于1994年的社会学名著《制服少女们的选择》。在我看来，虽然探讨的社会现象不同，但这本距今已有二十多年的著作，为我们思考“JK散步”等现象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在这本书中，宫台研究了当时日本社会热议的少女“援助交际”现象和女生贩卖自己穿过的内衣等现象。相比于“JK散步”，“援助交际”无疑是名副其实的色情产业，而购买女生内衣的男性或许也足以称得上“犯罪预备役”；不过，不同于大量着眼于纪实性报道的著作（包括仁藤梦乃的这本书），宫台并没有以高高在上的救济者姿态对“援交”少女进行说教，而是将重点放在了“援交”现象背后的社会和历史结构上：“真正的问题不是诸如贩卖内衣或出演色情录像等‘脱轨’举动本身，而是使得这样的行为得以可能的、最近高中女生们的一般交流方式，以及产生这种交流方式的历史条件”（宮台真司，『制服少女たちの選択』，講談社1994年，46页）。
具体而言，这些举止乖张的少女们的父母，基本属于战后日本的“团块世代”（日本战后出生的第一代人），而后者在双重意义上不具备“传达‘绝对性’”（47页）的能力：首先，作为当年反抗主流意识形态、反抗传统道德和规则的一代，这些人本身已经对固有的价值体系抱持着深刻的怀疑，因而根本无法教给子女自己都不相信的教条；其次，从日本社会全面“去政治化”的1970年代以降，“覆盖女生亚文化的‘可爱交流’”（48页）代替了以往羞涩、腼腆、偏向私人性质的交流方式，一举将女生们的交流带向“什么都很可爱”的貌似开放、多元、公共的空间。作者的论述从上述两个角度分别展开，并最终将两个角度归拢到对于社会结构的总体思考上。
就前者而言，1960年代，伴随着地域共同体的迅速解体，原先在地域共同体内部形成的小型社会及其包含的秩序结构也随之瓦解；对于“团块世代”来说，1960年代呈现出的历史后果是——即曾经以“亚文化”为武器否定历史、否定社会、否定传统价值观念、否定“大人”的后果是：他们即便踏上社会开始工作，也无法像日本以往的“上班族”那样在公司中找到或发明出与“家庭伦理”同构的价值凭靠，因而“地域共同体和公司共同体都放弃了那对父亲起到支撑作用的‘根’”（58页）。在公共领域产生的这一系列变化，反映到私人的家庭领域，就产生了所谓“朋友夫妇”、“朋友亲子”等“交流幻想”（59页）。对此，宫台刻薄地写道：“团块世代的确在反权力、反体制的亚文化式观念下否定了‘社会性’的束缚，但这与其说是对现实的否定，不如说是对已经在进行的现实过程的正当化”（59页）。幻想通过“朋友关系”这种非约束性的交流模式来替代或弥补家庭道德的缺失，其结果只是对家庭关系本身的进一步掏空。“朋友亲子”这种关系的本质，其实是“在对角色的另一面不闻不问的前提下成立的交流”（60页）。也就是说，只要不去思考为什么父母和子女之间要“扮演”以一种相互平等、彼此可退出的关系为基础的“朋友”，那么传统道德的缺失所造成的紊乱就不至于带来麻烦；可一旦开始思考亲子关系的意义、家庭的意义，“朋友亲子”的关系就无法为此提供任何解答。
另一方面，在“绝对性”道德约束缺席的情况下，少女们的交流模式通过“可爱”的机制，将一切社会现象都“无害化”、“可交流化”了：
到了八十年代，“可爱”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八十年代后期，连秃头大叔和样貌怪异的爬虫类生物也可以被说成是“呀，可爱”。“可爱”发展成了不问适用范围的“无害化工具”。（中略）进入九十年代，甚至无害化的模式连“可爱”这个媒介都慢慢不再需要了。（50页）
根据宫台的论述，在这些少女们眼里，一切都不是“是非”的问题，而只是“程度问题”，只要处在“自己随意设定的规则范围之内”，就可以自认为“我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人”（84页）。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道德碎片化”的现象，宫台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社会的深层结构的变化。
为了说明这一点，宫台以自己的方式区分了“道德”和“伦理”：在他那里，后者指的是一种与他人看法无涉的“内在确信”，它体现于西欧近代确立的“自我”，构成了“现代市民社会的伦理”，具有不被传统习俗和价值观约束的、自我管理意义上的自发性和内在性（85页）。然而，据说日本社会从来就缺乏这样一种“伦理”传统：
尽管经历了明治时代起的“现代化”，一直支配我们社会的却是一种显然的共同体性质的做法：“由自己和周围没什么不同所带来的安心”，这一点成为交流的基础。也可以说，社会眼光的束缚反过来为行为举止确立方向。（85页）
这种与“伦理”相对的“道德”，一旦从规定共同体成员行为准绳的公共层面降格到自我规定的、仅与个人生活相关的私人层面，便无异于“道德”的瓦解。一方面是“道德”不再有效，或者说，任何被用来证成自身行动的连贯性和合理性的言辞都可以成为“道德”的依据，另一方面则是“伦理”意义上作为公民的自律性政治主体的缺席。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日本在1970年代经历了地域共同体的瓦解和都市消费空间的兴起之后，年轻人的交流方式越来越多地以“更小规模地确立幻想的共同性”为特征（86页），“这种‘岛宇宙化’的结果，是所谓‘道德的消灭’。因为道德是以社会眼光来规范自我的做法。当社会变得不透明，其眼光也无法感知的时候，能回应社会期待的行为举止也只能消失了”（87-88页）。年轻人根据自己随意划定的边界和规则展开交流，他们的交流因各种“岛宇宙”分裂，而在“岛宇宙”内部的交流，既不同于以某种社会身份为基础的“人格性交流”（如恋人或朋友之间的交流），也不同于以结构性位置为基础的“非人格性交流”（如服务员和顾客的交流），而是一种“共振交流”，即“‘共有同一种法则（ノリ）’的人们之间的交流”（259页）。
三
宫台指出，“共振交流”逐渐在1970年代以后为年轻人、尤其是后来被称作“御宅族”的年轻人们提供了一种相对的、可以替代“社会眼光”的交流方式：
不问对方的真面目和内在，仅凭着共有同一种法则而展开永恒的嬉戏——这与信赖无条件的同一性的交流相去甚远，这确乎就是“共振交流”本身。（266页）
因此，“援交”与其说是少女们懵懂地踏入犯罪的危险地带的表现，不如说是少女们在“共振交流”的前提下任意为自己的行为划定边界、并在这种任意划定的边界内评判是非对错的结果。在此，我们或许可以提一个尼采式的问题：当人们用既定的、未加质疑的“表社会”评价标准去衡量这些少女的是非对错、“正常”或“不正常”时，是否反而遮蔽了这些评价标准本身的偶然性？而在这一过程中凝聚着的对于压抑和暴力的正当化、对于既有社会结构及其包含的权力关系的确认和巩固，有时可能比它所批判和否定的现象更为堕落和淫荡。
可以说，宫台关于“共振交流”的洞察在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尽管我们未必要沿用他关于“道德”和“伦理”的区分，尽管“可爱”一词也不像几十年前那样，在少女们的交流中扮演着将一切无害化的作用（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挥这种“无害化”作用的语词或“梗”更加五花八门）。毋宁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各种社交软件和平台的普及，当年以“秘密日记”或“火星文”为标志的“岛宇宙化”过程已经普遍化为一般意义上的人际交流常态。如今，不仅是基于宫台所谓“伦理”传统的交流方式、甚至基于“道德”的交流方式，都全面地让位给了“共振”式的分裂化交流方式。并且，如果说1990年代以“御宅族”为代表的“岛宇宙化”仍然遵循着一种“内部/外部”的区分，因此反而保持了跨越边界的可能性，那么在任何话题和个人都有可能随机成为网民“泄愤”对象的如今，“岛宇宙化”的全面分化已经使得任何“内部/外部”的划分都不再有效，以往维系某个特定共同体（如“EVA爱好者”）所需的特定语法和规则——以及其中包含的严肃的自我认同过程——逐渐让位给通过各种转瞬即逝、毫无内容的“梗”拼凑而成的“共振”式交流。
从这种意义上说，“JK散步”所表达的，或许正是交流的全面性“岛宇宙化”状态以及对于这种状态的想象性克服。相比于仍然遵循“色情行业”逻辑的“援交”现象，“JK散步”在上述表达上显得更为彻底：“JK散步”并不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社会身份或结构性位置，而是在“顾客”和少女之间提供一种空洞的、由商品逻辑所确保的“共同法则”，使得双方在既没有“伦理”也没有“道德”、甚至没有“共振”的地方形成一种交流的表象，形成一种没有交流的交流。在这个奇特的空间内，一方面，“顾客”想象自己参与到少女们的交流“法则”之中，从而弥补了一般交流的贫瘠化和碎片化所带来的焦虑和不安；另一方面，打工的少女们则乐于用商品交换的语法迅速将自己的行为翻译成资本市场上的一种普通交易，从而提前切断与“顾客”之间交流的意义内容。而“岛宇宙化”的社会现实，正为两者这种错位式的（非）关系，提供了行为逻辑和情感上的可能。换言之，只有当生活中一般的交流形式全面性地封闭内陷的时候，向“别处”寻求增补性交流的需求乃至欲望才会产生。在任何时代，青春靓丽的少女都受人喜爱，但这一点并不能直接证成“JK散步”现象的合理性，正如诉诸类似“强奸企图”的诛心之论也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人愿意掏钱只为和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说几句话或吃一顿饭。在这里，少女与其说是“顾客”们的欲望对象，不如说表征着他们所处的“表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和人际交流的贫乏。
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所全面推动的、“岛宇宙化”的一般交流方式，或许也对应着不同社会阶层在信息全球化时代的不同境遇：不得不固守于有限的本地生活领域和交往领域、甚至不得不在无法融入全球化浪潮的工作上维持生计的人们，不仅无法和奔波于各个国际大都市之间、操弄着几门语言在新兴信息产业或相关领域驰骋的人们形成交流——哪怕双方同属于一个民族国家，甚至住处在地理距离上可能相去不远——而且愈发无法设想后者的生活。而在任何一个国家，属于前者的人们永远占据多数。他们一边在SNS林立的网络中确认自身所属的孤岛并经历着关系性的贫乏，一边则愈发感到自己的一举一动根本无法对这个世界造成任何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原本就不存在于他们的“表社会”之中的、甚至对他们而言标志着交流之不可能性的“JK散步”少女，便带上了（在想象中）一举克服所有问题的乌托邦式的象征色彩。
如今，“JK散步”等服务业差不多已经销声匿迹（至少在“表社会”的表面上如此），但在秋叶原的“女仆街”上，仍然可以看到少女们拿着咖啡店或酒吧的广告牌，或热情或冷淡地招呼着来来往往的男性。她们不是亟需得到启蒙和拯救的无知少女，更不是将“顾客”们从他们空虚寂寞的日常生活中拯救出来的天使，甚至也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在资本主义商品逻辑下被异化的个体——她们曾经是、如今也是一个不断走向分化和固化的社会的寓言。
文／ 王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