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我从2006年开始教书，教的第一届学生是2004级的，以前学生都叫我凡哥，只是最近年龄大了以后，距离出来了，有些学生非要叫我老师了。但我一直比较喜欢四川美院老校区的一个习惯，就是师生平等、创作自由。很多问题上都是大家一起看，一起参与。课后学生会来找我，或者我们一起去酒吧，去茶馆，在一些我们自己组织的小型活动里共同交流和做事儿。2016年，我开始在广东忙自己的项目和拍摄新片，这种课外活动基本就停了。
我是属于那种表达愿望很强的艺术家，所以可能把教书也当成了表达的一部分。我觉得艺术不可教，但是如何认识艺术、认识社会、认识作品是可以讨论的。在公共平台上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没办法谈本体论。艺术是什么？你的艺术和我的艺术互相都没关系。方法论也是自己的，没法共享。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谈认识。我带毕业创作或者教学的时候，从来不改学生的方案，只会跟他们聊如何深入，如何从自身处境出发深入认识，如何将这种认识转换成表达。
当然，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也试图传递很多东西。比如我觉得这一代年轻人对历史、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存在严重缺失。你的父母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你周围的人、你的邻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为什么有些人非常贪婪，有些人非常病态，这个国家在过去一百年经历了什么等等……对这些问题年轻人是不清楚的。但作为一个艺术家，你要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才能对自身处境做出切实的回应。我很早就讲肉身经验，讲社会调研，其实一定程度都跟我在教育过程中的这些发现有关。尤其是最近五六年，大概从2013级以后，变化比较大。学生的时间都被填得很满，看起来都很忙，也不知道在忙啥，而且很多人非常焦虑。这种焦虑不单纯是生计层面的，更多是意义层面的。就是找不着意义：做当代艺术干嘛呢？当代艺术有意义吗？出去打工呢，在大城市可能连个房子也买不起；努力画画呢，可能连一个正常的展览都参加不了。以前一些学生那种胡搞瞎搞、愿意咋地就咋地的东西变少了，那种表达的野心在逐渐消失。
以前我特别喜欢黄小鹏，觉得他是国内美院最好的老师，因为黄小鹏非常注重建立学生的问题意识，以及在问题和方法之间怎么搭设桥梁。国内的教育基本不提倡问题意识，你没有问题上哪儿去找意义呢？不过反过来说，现在学生对自身处境的那种焦虑也可以成为一个沟通和认识的突破口。尽管很难，但并不是没有可能性。因为我一直认为艺术家，甚至是每个人都有两种观看方向。有些人是通过观看社会来认识自己，通过不断建立社会的参照系，来看清楚自身经验；有的人则是通过看自己来认识社会，通过不断分析自己这个细胞，来看清楚社会结构。我觉得这两条路都是可以的，而且常常是相互交叉的。
很多人觉得我做社会介入，我就只关心这个，其实不是，我的学生里有画画的，做装置的，干啥的都有，我从来不反对。我反而觉得强调生命体验和个人感受，才能有所创造。社会介入性艺术常常碰到的一个情况是，他做到最后可能变成了一个义工，艺术变成了他的工具。我不是说义工不好，但光做义工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人，尤其是艺术家面对今天的处境，生成自己的美学，因为今天的中国社会特别复杂，我们有大量前现代的问题没有解决，在很多地方后现代的问题又来了。一方面包括温饱问题、一般人看病问题、买票的时候应该排队等现代社会的基本规则问题仍然摆在那里，另一方面很多规则又已经细化到让你无法动弹。从上海到贵州山区，中间可能有两百年以上的差距，我们就是夹在这个缝隙中间生存。而夹缝里的回旋空间有时候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身体经验是非常重要的，以此为出发点才能精准剖析自身所处的社会语境，从而做出判断；也恰好是你的个人感受能够形成对规则的质疑和挑战，甚至让规则失控以发现重构规则的可能性，或者至少让人在各种各样的规则之间有个可以躲避的地方。
2019年，我和满宇他们发起“一个人的社会”也是基于上述思路。这个项目的另外两名发起人是精神分析师，我们希望用精神分析作为一个拐杖，来向内检讨自己。当然，项目进行过程当中需要克服很多难题，比如如何让个人讲述不落入挖掘隐私的陷阱，如何从隐私结构进入社会结构，有了社会认知以后又如何将其转换成视觉表达或者行动等等。但我们有四条大致的准则是大家都认同的工作前提：第一是主动回应我们自身的处境，第二是面向公众，第三是要朝向改变，第四是要创造性的表达或者行动。最后一点恰恰是我们觉得艺术最有意思的地方，正因为以前的方法在今天都是无效的、没有意思的，所以艺术才特别有意思，而我们对处境的不爽、我们身体的不适、我们的那些个人感受都为这种表达和行动提供了基础。至于改变，我们不强调方向，只强调意愿，因为没有改变的愿望，你一定会没有身份立场，最后就变成在那混来混去，但改变的方向是艺术家自己去做的，你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少事，可以是审美上的改变，可以是伦理上的改变，也可能只是在小区域里形成新的气候，都没有问题。单方面规定人要朝哪个方向走我觉得是不靠谱的。
我刚开始关注城乡关系，做纪录片《淹没》、《乡村档案》的时候，艺术圈的人都说我是个左派，大家都是右派。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关注的问题其实基本上没什么变化，但现在大家都成了左派，我就成了右派。所以，意识形态不意识形态，圈子的价值如何，跟我没有关系。我更看重这是什么问题，应该怎样认识、怎样表达。
另外，我也觉得不要怕别人说你消费底层或苦难。喜欢这样指责的多半是没做事情的人，害怕做了事情的人有道德高地让自己不爽。其次，如果一个地方状况非常糟糕，一个群体的价值已经被否定光了，比如农村，比如杀马特，它都不能被看到，这时候让它的真实显露，让更多人知道它的价值不是个好事儿吗？被“消费”总比被漠视好。更多人为了“不消费”而选择了漠视，我觉得是很可怕的。而且什么是消费？消费意味着你为了获取利益，扭曲或篡改了基本的事实，而不是做了好事赚了钱就是消费。我还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我去拍了杀马特，就会有人问你都拍了杀马特了，你也知道他们在流水线上，但是你拍完了他们不是还在流水线上吗？但我就会做纪录片啊，一个自由社会应该是擅长哪样就做哪样，而且我这么大年纪了，你那么年轻，你为什么不可以去组织杀马特工会呢？而且你组织了杀马特工会就够激进了吗？那不就是一点简单的经济斗争？你还应该继续做政治斗争啊，组织杀马特政党。如果这样还是不行，是不是应该进行军事斗争，搞杀马特游击队，组建杀马特解放军，建立杀马特共和国，最后应该实行杀马特专政，凡是不把头发立起来的人都揪出来批斗。这是一个很糟糕的逻辑。能够记录并让它传播，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所以我们强调朝向改变，在这个过程中，你是一个行动者也好，是一个表达者也好，都不重要。并不是说我拍了杀马特就要为杀马特群体负责，拍了拆迁就要为拆迁群体负责，我哪有这个能力啊？我做这个事儿或者很多其他人做这个事儿的目的已经实现了，把消息爆出来让大家都看到，表达了，为什么不会有更多的人去完成后面的工作呢？你可能是个公务员，刚好负责留守儿童的拨款，或者管西部大开发的项目，这个纪录片可能会改变你的认知，最后与现实的改变相连。所以我们讲美学上的改变，伦理上的改变。这种改变可能非常琐碎，非常日常，不再需要一个好像我要拯救世界的英雄主义姿态。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反英雄的小人物、一个第三等级，这也是我的出发点。所以我们的改变都是艰辛而具体的，是局部的、自下而上的，不是弄个整一现代性的框框往下一套，只要照这个方向走，这世界就太平了，我不相信那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