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个人都认为黄小鹏最适合的是在大学教书，但广美没有给他这个机会。2012还是2013年，学校把他开除了，也没有什么理由，小鹏属于外籍老师，学校随时可以让你走人。这件事对他来说算是个打击。他在教育里有成就感和乐趣，而且他很爱广州这个地方。他也确实能影响到年轻人。
我在美院读大一的时候已经想退学了，小鹏来了才继续下去的。我可能经历特殊一点，因为我在考前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大量的当代艺术的信息了。比如高中的时候，在杂志上看到行为艺术，就很感兴趣，虽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当代艺术。我的考前班的老师算是从事一些当代艺术活动，会让我去看一些展览，当时广美旁边很多书店，他也让我去找书看。这样的情况下，进入美院之后，天天让你画人体的那种生活肯定是很难接受的。大二第一学期小鹏来了。他刚开始是开一门选修课——那个选修课很重要，后来宋拓、刘茵他们都不是油画系的，他们都是通过黄小鹏的选修课来接触当代艺术的，而且选修课需要你更主动地选择，来的人肯定首先对这个有兴趣。大二第二个学期，小鹏在油画系建立第五工作室，开始正式教我们。他当时给我们上课是从1920年代的艺术史开始讲，从达达讲到YBA，像扫盲一样扫一遍，因为当时广美完全没有当代艺术的这种训练。
小鹏的教学很强调看书，强调理论。他会让同学大量去阅读，我估计当时大家做的都不太好。一般来说一学期八周课，讨论之后就要找自己有兴趣的地方——很多同学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他会说你喜欢打游戏、做生意都可以，你就是要找到你感兴趣的东西，然后从那个地方开始。但因为我们一直以来的教育习惯，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这点真的很难。所以这个阶段进行得不是很顺畅，但当时就是硬来啊。讨论之后就是动手阶段，大家开始去找材料，找创作方式，有两三个星期时间做作品。我的理解是，这个阶段在一个正常的当代艺术教育系统里就是让你去别的工作室寻找各种各样的工作方式，但这在当时美院那种环境里也不容易实现。创作完成后会有一个小的展览，大家再进行讨论。小鹏会要求我们用话语表达自己创作的思路，算是一种理性的训练。美院其实是出名的“自由”，什么都不用说那么清楚，但在他这里他会要求我们尽可能说清楚，当然我们还是常常说不清楚，只能尝试着做一些努力。当时美院的老师代表的是一种很权威的东西，教学都是线性的。小鹏的教育跟他们区别很大，是一种很民主、很平等的方式。他给学生自由，虽然那时我们面对自由不知道怎么办，但还是很喜欢这种自由，和美院传统的那种“自由”差别很大。
小鹏在第五工作室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取消画模特课程，你可以选择画画，但不能对着模特画。美院当时每个学期都有模特费，小鹏就拿这个钱请外面的人来做讲座，储云、杨勇、郑国谷、徐坦都来做过讲座。他也会带着我们在外面看展览、喝酒、聊天。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个事情有兴趣，第五工作室两个年级加起来能有十几个人吧。之前老的广美那边艺术气氛不错，陈劭雄、曹斐他们也还没有离开广州，还在广州做展览，我都会去看，那大概是2002-04年，2005年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就都离开了。此外，当时陈侗组织过一个艺术家村，叫park19，在一个楼里，常常会有很多讲座，我第一次真的看到博伊斯的录像就是在那里。
在小鹏的教学中，我很难忘的一件事是，我们有一个学期的课是在广东美术馆上的。当时侯瀚如策划广州三年展“三角洲实验室”，艺术家都要来看场地，国外国内的都有，都是全球最好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来看场地时都要做讲座，很详细地介绍自己的创作历程。从项目的开始到结束，我们全程都去听讲座，这就是上课。他也会鼓励我们讨论，只不过我们参与讨论的能力有限。这种体验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他当然也鼓励我们多去了解社会，但没有一定要求是去从事社会实践。小鹏的偶像是博伊斯，但他没有过多强调这方面，他就是把这种艺术介绍给我们认识。
小鹏是很崇拜西方的，这点上我观点就跟他不太一样，我还是比较有保留。我们受西方影响也很正常，我们做艺术都是从西方的方式开始的嘛。从前我们讲反抗传统文化，现在西方统治这个世界很多年了，很多东西也可以反抗了。不过我们也只是说说，也不知道怎么去反抗。（另外一方面对应的就是现在所谓的“中国崛起”，中国崛起是正常的，西方占据压倒性地位太久了，但是你面对现实中的那种“中国崛起”也觉得很难受，像一个很自大的人在那里自言自语，其实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从来没能从一个平等的角度去认真地了解这个世界），总之作为学生我们也不是一定听他的，他总很平等地和我们讨论问题，我也可以告诉他我的想法。我跟他有过一次很激烈的争论，他说他对中国的文化没有任何兴趣，我说我不是这样的，我知道西方是好，但是一个人面对一个好的东西，还是可以有其他的想法，他也接受我的意见。
学院开除他之后，怎么去谈在时代美术馆做一个机构，这个过程我不是特别清楚。在我印象里，小鹏的想法应该是希望把第五工作室的方式延伸到这个机构，让它变成一个自我教育和再教育的场域。我个人觉得这个经验对他来说是种失败。他在大学里面对的是学生，我们都属于高中到大学的阶段，但到了机构，里面很多人已经大学毕业，他们对社会、世界、机构的看法跟我们单纯的学生是不一样的。那些学员想把黄边站变成展览空间和跟策展人见面的地方，小鹏很反感这一点，这是他告诉我的，这应该是比较重要的矛盾点。我个人对黄边站没有兴趣是因为，我认为乌托邦是不存在的。机构是一种框架，像建筑一样，很政治。小鹏肯定不擅长处理这种关系。在第五工作室的时候，我们作为学生如果不同意你的观点可以直接跟你说，但在机构里就会很复杂，机构的运作、权力关系都不是单纯的事，在我看来，其中难免有个人偏好和目的，有的人想借此得到现实利益、机会等等。此外，小鹏也肯定不是一个很好的领导，他的性格很直接，在这种地方肯定是行不通的。
我认为一个组织只要人数超过一定的额度，都会有权力关系的问题。我本身是很讨厌集体的。大家一开始激情澎湃地要干些什么事，最后往往都是一地鸡毛地收场，我见过太多这种事情了。不过有时候做事情又确实需要一些人一起，个人力量达不到，那么选择怎么在一起就变得很重要。我很反对机构化。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比如观察社，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但我们肯定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机构，因为我们没有权力的问题。第一我们人数很少，第二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好翁子健是主导，我不会过问太多，当然现实中他会问我很多意见。我们属于友谊关系，是平等的朋友。但机构有管理者，有职务分配，就会有所谓的权力。我的另外一个经验来自做广州画廊。在我看来商业是平等的，很简单，画廊就是以商业为目的、为诉求的。这事儿我没办法进行理论分析，只能用这种体验式的方式来说。观察社关了，因为它的经营模式太难了，它无法自我生产，我们也不想老是靠别人帮助。我跟王卫也讨论过，这种空间作为一个青春期的东西，做完了就完了，未来还能有什么方向。画廊当然不可避免地商业，都有问题。但两种选择，我还是选择画廊，画廊能自我生产。不过无论哪种类型的组织结构，最后还是要看它能波及的范围。我不知道那种所谓的组织形式就是内容是怎么产生影响的。当然也你可以不在乎最后究竟影响了多少人，你只是要一个过程，一个结构，这在我看来就是乌托邦。乌托邦这种东西不是早就破灭了吗？我也不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先把自己燎了吧。
对世界的认识方式的差异肯定有一部分来自教育背景，或者说成长背景。什么是好的教育？我没办法做一个一清二楚的判断。我农村出生的，在上大学之前基本没有受过任何像样的教育，他们最多会跟你说你读书会生活好一点，能升官发财。这点有坏有好，你当然错过了很多东西，但同时也很自由，很野。最近我在读法国作家迪迪埃·埃里蓬写的《回归故里》，他们比我们残酷多了，在那种阶级的结构里，你可能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教育牵扯到阶级问题，这不可避免。中国社会是这样，中国当代艺术里也能很明显地看到这种现象。之前跟徐震聊天的时候还说到，现在像我们穷人做艺术的都没有了，现在年轻艺术家大多数是富二代。当然，我不是说富人就不能搞艺术，只是希望这个世界穷人也一样有可能和有权利去搞艺术。现在的富二代又很喜欢搞左派。富二代中产搞左派艺术，有可能是在对抗自己的阶级身份吧，这是我看《回归故里》的心得。我喜欢左派，但我不喜欢艺术的左派。这个社会需要介入，而且从事社会介入对一些人来说也确实很重要，可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冠上“艺术”两个字，这反而让事情变得复杂和虚假。如果我立志做一个左派，那我肯定不做艺术了。为什么要隔着一层去做这个东西？也有做社会介入实践的艺术家找过我们画廊谈合作，我说不太合适吧，他们那种东西其实不需要在画廊做个展览。
我到现在也坚持认为好的艺术是概念的，虚无是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当然这种说法是很个人的，对其他人来说这种说法本身可能也是一种虚无。但“虚无”不是一种凭空想象，虚无只是一种开始，去除历史和文化的一种开始。概念艺术往往具有这些特征，从开始到结束都可以独立存在。概念艺术可以提供另外一个通道或者世界观，它呈现的是跟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世界不太一样的东西，比如体现某种关系。我知道概念的艺术现在不是那么流行了。但我还是很难接受那种从手段、目的性出发的作品。我也认为我没有在改变这个世界。这可能就是中年人的绝望。但现在究竟什么能改变这个世界呢？也许只有科学是有可能的，但归根结底科学也没有改变什么。我前两年还看了一些跟科技有关系的东西，那些东西冲击力还挺大的。我也担心自己跟不上潮流嘛，甚至还想着我是不是也应该做点这方面的，后来还是算了，跟不上潮流也还是可以做艺术的。
从学校到成为所谓的职业艺术家，这个过程里发生过很多变化，环境的、个人的，肯定也有过一些幻灭。考前班到大学那段时间做艺术还是很古典，很浪漫，虽然你用的是新的方式和材料，但是那种终极的东西肯定还是有点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后来接触到整个系统后，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浪漫。我在北京很多年才知道艺术家需要“自我管理”、职业精神，但我知道已经太晚了，而且我很不擅长这些东西。我虽然知道了这个东西，但到现在的自我管理也还是很差。如果你要达到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就需要这些。不过作为艺术家，如果你把希望放在画廊的话，那真是艺术家最糟糕、最堕落的一个选择。画廊能帮你卖作品就很好了，卖完了你就别想别的了。我在北京时发现，有的艺术家把画廊当单位，把画廊家当老板，这太荒谬了。
我最近在想生活的轮回。人小的时候总是对世界充满好奇，但我们现在也不能假装好奇，这个我不能接受。我前几年有一点挣扎：我现在背包徒步和我第一次背包徒步是同一种事情，但是感觉不一样了，我前几年的时候还很难接受这个事情。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只是我们自己变了，不激动了。我也在消化这些东西。我以前在北京的时候时不时回广州，很害怕 ，怕看到同样的东西。回到南亭，看到大家都一样，树也长得一样，觉得很痛苦，心想我再也不回广州了，再也不过相同的生活了。包括后来离开北京，去纽约。但我后来又回到广州，踢球啊，看到那些树啊，觉得树很漂亮，好像是重新接纳了这个世界，这可能就是我个人的自我消化吧 。这是这两年心情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