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于2000年在雅加达成立的印尼艺术团体ruangrupa，自2019年起担任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的艺术总监而备受瞩目。虽然该团体近年来媒体曝光甚多，但是由于疫情所导致的国际交通停滞等因素，他们的筹备工作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不为人知，也一直面临着很多争议。本次访谈邀请了曾于2018年访问广州和深圳的ruangrupa成员farid rakun，从近年来艺术界所关注的身份政治和地缘政治议题出发，结合他自身的求学和家庭经历，谈及ruangrupa近年来的工作心得，包括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的主题“米仓”，如何选择合作对象，卡塞尔做为一个地方概念，“南南合作”的困难等等。
对于ruangrupa来说，他们想要挑战艺术界流行的“东南亚”或“亚洲”等基于地理和族裔身份的认知框架，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以脚下的土地为据点，把地方实践做为方法，去破除对于西方机构的迷信，包括何为“艺术”的定义，如何“展示”艺术等等。这个理念或许相当理想化，并非被所有人所认可，也非一届文献展所能达成。笔者自2016年起接触ruangrupa并在不同场合与其相处共事，对此深有同感。目前的全球疫情无疑对此类强调在地的实践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为本届文献展的最终呈现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
我们不是基于地理分布去选择合作对象的。这不是奥运会。在工作过程中，我们对于基于世界地理的思路表示怀疑和批判。对我们来说，当身份成为一些更具体的指向时，比如性少数群体，受压迫群体，边缘化群体，原住民，美国黑人，哥伦比亚人，丹麦的寻求庇护者（位于丹麦的米仓成员Trampoline House关注该人群），或者神经多元者，如自闭症人群及其他障碍人士（位于英国的米仓成员Project Art Works关注该人群），那么这个讨论是真实的。而不是说，“我们在引入东南亚议程”。“东南亚”是什么？听起来像是一场地缘竞赛似的。
对我们来说，亚洲身份从来没有那么重要，我们甚至不能代表印尼。比如说我们从来没有参与过威尼斯双年展的印尼馆，即使有这样“代表”的机会我们也会拒绝。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于被贴上标签代表印尼感到不适，更不用说亚洲了。或许这些标签对于文献展这样一个机构来说是重要的：我们不仅是第一个来自亚洲的策展人，而且还是第一个艺术团体。但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我们不想掉入的陷阱。我们想做的事无关身份——不是做为亚洲人也不是做为印尼人，而是更像是一种实践，一种我们想要合作的实践，一种我们想要身处其中的实践。
的确，我们发现我们和非西方教育背景的人一起工作会容易一些。或许是因为个人主义，还有他们对于机构的理解，以及机构自身的重负等等。我必须要说，不只是在亚洲，还有中南美洲，我们都有很多共通的感受。当我们见面时，你就是能感觉到。我们的世界观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这不是一个地域的问题。
这种身份并不是基于地理位置，而是一种对于“地方”的理解。如何作为一个地方，而非国家——这种理解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像是米仓成员——来自哥伦比亚的Más Arte Más Acción和来自古巴的INSTAR，他们对于地方的理解并不仅仅是关于哥伦比亚人或者古巴人，并不仅仅是身处乔科（Chocó，哥伦比亚的一个省）或哈瓦那，而是比如说，如何与巴勒斯坦连结，巴勒斯坦如何成为一个地方概念，巴勒斯坦如何成为他们自身地方性的一部分。
前阵子，卡塞尔文献展在官方社交媒体帐号上发表了在巴以冲突中支援巴勒斯坦的信息。我们想要通过米仓表达的是放大成员的声音。我们有一个巴勒斯坦成员Question of Funding，所以我们需要放大这个声音。如果米仓的一分子受伤了，那么整个网络都会受伤。如果我们要保持团结，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搭建网络的过程中学习并实践。
我们也全力支持“黑命攸关”运动，即使它很艰难而且带来了很多后果。我是在美国底特律地区读硕士时才了解到黑人身份与政治斗争。当时是2011年，我的几个同学在讨论黑人身份并创作相关作品，我需要直接向他们请教，为什么这类作品在2011年还值得做？——更别提2021年了。我以为当代艺术早就过了这个阶段了——当然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后来，我又造访了塞内加尔和其他非洲国家，然后我了解到泛非洲主义和奴隶制的历史，以及这段历史如何直到今天依然影响人们的认知。事实上“黑命攸关”早就应该发生了。白人至上主义需要下台，没有其他选择。白人至上主义并不只是关于白人本身，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很多亚洲人，很多有色族裔，都在践行白人至上主义。这也是我们想要挑战的。
事实上，对我们来说，基于西方模式的机构——即使地理上位于新加坡、中国、日本或者韩国，合作起来都更困难，甚至有时候比欧洲的机构还难。因为这是模式的问题，而不是里面工作的人的种族或者国籍的问题。当事情扯上官僚或者国际化时，模式的问题就显露出来了，是这样一种基于西方模式的想象令其难以合作。比如说在官僚问题上，他们如何使用预算，如何看待艺术家，如何与外界沟通，如何与我们沟通。这是我们一直面临的一个难点。
如同你留意到的，在做地区调研的过程里，因为各地语言不同，我们花费了很多资源在翻译上，甚至包括手语。这是一个很矛盾也很有趣的现象。机构政治在这个情况下变得非常明显， 这反映在Excel表格上——他们在哪些事情上花了多少钱，显示出他们重视哪些方面。现在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如果我们需要在翻译上花费资源，那我们就得花。我们宁愿花额外的努力去做这件事，而不是制造迷信。在现实生活中做实际的事更重要，而不是做些公关令一些机构面子好看——当然这也很重要，但这不是主要的。不过很遗憾，目前英语依然是沟通的桥梁，也许对我们的孙辈来说会有所改变。
如果拿我们在SONSBEEK（位于荷兰Arnhem的四年一度的国际展览，ruangrupa曾策划2016年的展览）和文献展的经历，与我们做为艺术家参加韩国光州双年展（ruangrupa曾于2002年和2018年参展）的经历做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来，这也是一个关于你从哪里进入系统的问题。我借用南非Chimurenga（总部位于开普敦的泛非洲杂志，关注新音乐，文学和视觉艺术等）朋友的话说，如果我们进入SONSBEEK和文献展是从“前门”进的——即正门，那么我们做为艺术家受邀参加展览——比如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或韩国的国立现代美术馆（MMCA），用一个隐喻来说，就像是从“后门”进的。这两种情况完全不同。不过我们并不想由此赢得并接管“中心”，这种思维方式是不健康的。
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的主题“lumbung”（米仓）是一个民间日常概念，被广泛使用。连印尼政府都在用这个词，比如“lumbung pangan”（粮仓）。“Gotong royong”（互助合作）是另外一个常用的概念。这也和马来文化有关。我们和马来文化有很多共同之处。在这个意义上，米仓这个概念是很民间日常的，人们各有自己的使用方式。这也是我们使用这个概念的方式。幸运地是，直到现在，米仓还没有很多政治内涵。而“gotong royong”就已经被赋予太多政治内涵了，因为曾经有一届总统内阁就叫做“kabinet gotong royong”（互助合作内阁，即印尼女总统梅加瓦蒂于2001年至2004年期间组建的内阁）。过去还有“ekonomi gotong royong”（互助合作经济）这种说法。
我父亲是一个反对“nongkrong”（英文通常翻译为“hangout”，中文翻译为“闲聊”，即一种不事生产聚在一起打发时间的行为；“nongkrong”目前已经成为ruangrupa乃至印尼艺术团体的一个重要方法论，为艺术界所熟知）的人。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的价值观更符合“新秩序”政权的价值观（New Order，指印尼总统苏哈托掌权的1966年至1998年这段时间；“新秩序”政权可以大致理解为一种威权资本主义和亲美新自由主义的结合），即确保个人安全优先，其次是你的家人，你的亲朋等等。他在一些事情上非常个人主义，比如工作和金钱。但是他也向往集体主义，他在他的人生中缺失了一些东西，所以他后来转向了伊斯兰教。
当谈论印尼文化时，你无法绕开伊斯兰文化。但是印尼的伊斯兰文化是一种特定的伊斯兰文化，它和中东——我们的西方——不一样。伊斯兰文化在印尼融合了其他宗教文化，还被“热带化”了。关于印尼是不是一个伊斯兰国家，这是一个持续的讨论。当然，在我们生活和实践的地方，伊斯兰教是一个重要部分。伊斯兰主义也是一种价值。ruangrupa的成员对此各有不同看法。有关于宗教的讨论总是好的，不像在欧洲，有时候宗教会被当成一种禁忌，比如在法国。但我们不是一个伊斯兰团体，这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伊斯兰教是印尼一个问题，那么爪哇就是另外一个。新秩序政权的历史就是对于全国的“爪哇化”的过程。甚至连粮食政治，目前政府的运行方式，都是基于爪哇价值观——你如何讲话，如何沟通，使用什么语言，上下级关系等等。这个政府的父权制是爪哇父权制，而不是苏拉威西或巴布亚父权制。这些是我们生活的社会背景。
雅加达现在也变得更加个人主义了，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美国就是一场关于个人主义的实验，而在今日我们已经看到了其局限。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我们不需要个人主义，我们都要生存，尤其是当你有了孩子之后。
如你所说，ruangrupa是在雅加达城市化进程里成长起来的，但多年来我们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农村地区的困难密切相关。农村地区的困难有多重要，我们是从米仓成员Jatiwangi Art Factory那里学到的。我们永远也做不了Jatiwangi他们所做的事，与其变得和他们一样，我们就直接和他们合作。另一个米仓成员，西班牙的INLAND是一个绝佳的例子。我们对INLAND感兴趣是因为他们的农民网络，以及他们对于西班牙农业问题的关注。在这样的关注下会发展出怎样的集体主义？这是我们想要学习的。比较城市和农村的不同，也许是一个看待农业集体主义的好视角——农村变得集体主义，而城市变得个人主义。
我们一起作为地方、作为集合体生长。而我们如何生长也是很不同的：你们在广州、深圳、香港，我们在雅加达、加帝旺宜（Jatiwangi，印尼西爪哇省的一个农业地区，米仓成员Jatiwangi Art Factory位于此）、乔科。卡塞尔做为一个德国小镇，也是地方网络的一部分。我们互相学习，互相支持。我们有集体资源，彼此互相分享。我们一直在不同的地方见面。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到时候看。我们甚至可以一起养大我们的孩子。我的孩子将不仅仅是雅加达小孩，还是广州小孩，乔科小孩，哥本哈根小孩，内罗比（Nairobi，肯尼亚的首都，米仓成员Wajukuu Art Project位于此）小孩。这会很棒。
我希望集体实践不只是一股风潮，因为风潮总是暂时的，总会过气。不管有没有第15届文献展，我都希望人们看我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我们一直在做这些事情，而且我们也不会停止。我认为我们应该做的是破除迷信。你看，连我们这样的都可以做文献展这样的事。对我们来说，关于文献展的迷信每天都在被破除，我们也想为其他人破除迷信，这就是我们的功课。建立你自己的价值体系和工作方式远比迷信重要，这样当“旧世界”来找你时，你知道自己立足何处，而不是跟随他们。
有时候我希望我们是在没有背负文献展的情况下在世界各地做地区调研。我们一直都想做地区拜访这件事，但是之前我们做不起，在这个意义上，文献展令我们得以做这件事。所以我们利用了这个机会。当然这对于卡塞尔来说是一个协商的过程，令他们把钱花在其他地域。同时这也是给每个米仓成员或米仓艺术家的问题，他们要如何使用这些资源，尤其在2022年之后。在雅加达，我们也听到了对我们不利的传闻，当然这一定会发生。我们总是被我们语境之外的人贴上标签，比如说，我们突然就对一些艺术学校来说更有价值了，而他们在过去并没有这么想。
我们仍然是朋克，也许在内心深处，但我们不再表现得像朋克了——这与我们的年龄有关。我们试着更负责任，说话更体贴。但在雅加达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仍然面临同样的挣扎，来自钱和资源等实际问题。第15届文献展有所帮助，但挣扎仍然存在，仍然真实。
文／ 采访 / 刘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