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我在汉堡冬末一个阴郁的雨天，遇到了瑞贝卡·霍恩（Rebecca Horn）的两件作品。时间是1993年。为了躲雨，也为了在赶飞机回柏林前——我从去年秋天开始在那里生活——打发一下时间，我去了汉堡美术馆。这是双重意义上的“在路上”，在别处的别处，自由，但也有些无所适从，漫无目的。在汉堡美术馆里，有一幅杰拉德·霍奇斯特（Gerrit Houckgeest）（他的名字并不算“家喻户晓”，却是我一直感兴趣的画家）的杰作，描绘了代尔夫特教堂的内部空间。我想去看看。
汉堡美术馆不是很大。它并不集中展示某个特定国家，或者某个特殊历史时期的艺术作品，也不主打能够吸引大批观众的那类名作。汉堡美术馆朴素明亮的气氛如同一个工作空间：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永久收藏；雄心勃勃的特设展不断更换；艺术生们会来这里学习，甚至是举办展览。我没能找到霍奇斯特的那幅画（这在博物馆里是常事），却见到了其他不凡之作：一个由正面照亮的花床向上延伸填满了深色垂直的画布——这张另类的静物画竟是出自年轻的雷诺阿之手；一幅“塞尚”式的男子肖像画，其实为毕加索的作品；菲利普·奥托·朗格（Philipp Otto Runge）令人着迷的肖像描绘了花园白色篱笆前三个神情诡异的小孩；最精彩的是梅斯特·弗兰克（Meister Francke）的一系列宗教题材的木板画，这位画家将其微型画中的细密观察和自由自在的构图风格挪移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尺度，产生了惊人的效果。我发现自己沉浸在一种快乐的、敞开心扉的状态中：快乐，是因为我享受着观看的过程。
在靠近顶楼的地方，还有一段楼梯，仿佛是通往阁楼。值得爬上去吗？最后，我还是上去了，上去是一个奇怪的房间。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场景。一排排的打字机在天花板上整齐排列，笨重而过时的办公室机器被倒挂起来。时不时地，这里或那里会有一两台打字机开始打字，再停下来。一根白色的盲人手杖松垮地垂落下来，维持着节拍（这是重点所在吗？）。打字机色带从一台机器里吐出来，耷拉在空荡的展厅地板上（是出了什么问题吗？还能修好吗？）。原本是没必要理会的东西，我却被它们所吸引，停下了脚步，倾听那些不规则的声音，试图将它们和眼前的动静对应起来。这需要时间。而我总也没能做到。
转过身，是另一个房间，与第一个房间相伴。这一次，天花板上空空荡荡，地板上却无缘无故摆满了一排又一排的空葡萄酒杯——根据霍恩的说明，总共四千只——它们被精心布置到位。杯口和杯肚闪闪发光，反射着自然光。这是为了跟隔壁房间里悬吊着的打字机那沉闷的黑色金属做对比吗？或许是因为事后看照片的缘故，我才会把它们看作是延展至一整个房间大小的静物画。但彼时彼刻，有什么东西极其轻微地动了一下。在那么多的杯子之中，有一些酒杯撞到了旁边的酒杯，发出一种独特而沉闷的叮当声。动静和声响赋予了物体以生命力。就像第一个房间一样，它让人产生了一种留心观看的情绪，或许可以说，这是博物馆的本质情绪。间歇的键盘敲击声和此时偶尔传来的酒杯碰撞声继续持续。原本孤立的物体或存在状态被召集起来，开始举行某种它们自己的古怪仪式。这是一个巧妙的构筑——但也是忧郁的。
当我发现汉堡美术馆两个房间里的雕塑是出自一位女性之手时，我很自然地感到开心。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因为霍恩并不会让她的造物有明显的性别特征。那两个房间——或许是出于我的想象——就像画室一样：在历史上，男性也会在这些家庭空间中工作。我假定这位艺术家在创作中是果敢而又有些超然的。这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随时准备好把事物布置出来，再动身离开，任由事物展开它们好玩而冒险的行动。
我描述得像是独自一个人的观看经历。事实上，我是和一个朋友一起逛的美术馆，我们时不时地交流各自所见，有时彼此赞同，有时则不：重要的不是意见一致。重要的是，我们投入于其中。打字机和玻璃杯寄放着我的——以及汉堡那一日的——心情。它们触发一种心境，也照亮了一种存在形式。它们让一个雨天里的“无所适从”变得醒目而庄重。时不时地，它们也还是会这样，在那些适当的时刻。
斯维特拉娜·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是一名艺术史学家，批评家，主要研究领域为荷兰黄金时代绘画.
文／ 斯维特拉娜·阿尔珀斯
译／ 钟若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