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从一张母图——《南方友爱》——出发，经过AI的输出，生成超过2000张变化后的图像，随后“感染”141位艺术家进行二次的变异创作，这是“Meme to Jam”系列展览的基底。
更早的前史，是朱昶全和李明在前大模型时代，就已经使用GANs（生成对抗网络）算法，以无限枚举，反复迭代的方式来生成图像。而我关心的问题是：在类比的层面上，生成对抗网络的工作原理，与艺术家的创作、以及展览之间，是如何发生共振的？以及，展览可能以何种方式，嘲讽并回击这个荒谬的时代？
那我们就来先看一下生成对抗网络是如何工作的。
作为一种无监督学习算法，GANs包含两个既竞争又合作的网络：生成器（Generator）与判别器（Discriminator）。生成器负责制造图像，判别器则评估图像是自然的还是计算机生成的。二者通过对抗式的博弈来进行不断的调整和优化，最后达到微妙的平衡，以使得生成器生成的图片能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当判别器再难以分辨真伪，我们就认为它已经训练到了比较理想的状态——所谓用AI生成了根本不存在的，以假乱真的图片。
有趣的是，生成对抗网络虽然是用于图像生成，但我们却往往用“对话”和“语言”来理解这个过程。虽然朱昶全和李明的工作方式是用图像交流，并不涉及言辞，但是图像判别算法却是一个跟对话有关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这个对话并不涉及“理解”，而只涉及“行”或“不行”。这种语言判定机制，几乎成为其后所有大模型算法工作的机理。
我们也许会联想到，这有点像禅宗里一种经典的教学方式，叫公案辩难。
在公案教学中，师徒之间进行问答辩难：师父提出难题（类似判别器的挑战），逼得弟子灵光乍现说出机锋（类似生成器给出新答案），在多轮往复后，弟子心智大开彻悟真理。这个过程的有趣之处在于，辩难通过对话展开，但师傅却从来不会明确地说出真理是什么，而全凭学生的“见性”与“顿悟”，最后师傅作为判定器来确认徒弟是否得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对抗生成网络，或是禅宗问答辩难，语言始终保持着某种模糊性——道理不会被说出，始终处于黑箱之中。
禅宗辩难的辩词往往以譬喻的方式出现。在师傅和徒弟的对话中，顿悟从来不是一个被明确说出的“理解”。第一义不可说，为阐述其证悟境地，只好以此喻彼。基本上，“公案”是一则则禅宗师徒彼此机教相扣，并勘验、印证的对话，其内涵几全是无法言说、不可思议的体证。语言是表达的工具，所谓“以指标月”，语言是“指”，“月”才是指向的目标。这里的“月”，转换到AI的问题上来，指的就是训练后获得的所谓“泛化能力”，也就是模型举一反三的能力——即在训练数据以外的新数据当中，它依然能够进行准确的识别和判断，也就是获得了“顿悟”。但是，指与月的关联方式，始终是一个黑箱，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是相互认可的过程，是不可言说和不可迁移到第三者心灵之中的体证。
于是，顿悟有可能是有问题的，即泛化能力出现问题，在控制论中我们称之为“过拟合”。所谓过拟合者，也就是泛化能力欠缺的人，缺少举一反三的能力，而只能做到死记硬背、刻舟求剑。也就是说，你给他的训练数据，他可以做出判断，但若是换了新的数据，他就丧失了判断力，即未得“道”。还有一种与此相反的状况，叫做“欠拟合”。这有点类似于一种盲目的狂热，欠拟合也就是举一反三的能力过于地发散，他没有办法给出有效的判断边界，经常把不是的东西说成是。或是一种失败的辩难——师徒之间并未达成真正的理解，却建立了一种双向认可的盲目自信。这就像传销组织，传递的内容是否被准确理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念的传递和人头的扩张。欠拟合的模型，在应用的层面上往往是无效的。模型由过拟合到欠拟合的判定，这是一个度的问题，也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往往取决于我们的目标本身。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不管是中国的传统智慧，还是AI的实际运作，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对话中心主义”或“语言中心主义”。即“以指标月”——去创造一个可操作的、模糊的尺度空间。而这种模糊空间的不确定性，恰恰又要凌驾于语义的准确性，这似乎是一个辩证的、充满矛盾的过程。
以黑箱的方式让人悟道产生自我信仰的过程，在中国并不是从禅宗开始，禅宗接续了更古老的关于对话的想象。我们可以把这个传统，追溯到孔子问道于老子。由此可见，通过“可说”的语言反过来创造“不可说”（黑箱）不是有了大模型之后才出现的技术，在长久的人类学习和信仰再生的历史中，这一直是一种普遍技术。
有趣的是，这种对话技术在西方有不同于东方的源头。西方古典对话的传统，恰恰是专注于消除不确定性的信仰黑箱，执拗于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准确传达。在柏拉图的对话录《裴德罗》（Phaedrus）篇中，苏格拉底将一对一的对话作为哲学学习的必由之路。苏格拉底眼中的理想对话是一种精准的“真理交流”，师父和徒弟之间传递了什么一定要讲清楚，以确保徒弟获取了准确的“知识”，而非“信仰”。如果我们把《裴德罗》篇跟孔子问道于老子去做比较，似乎东方传统更接近于现代 AI 所使用的黑箱式原理。而希腊的古典传统，则要在对话中努力消除黑箱、丢失与逃逸。
但这种东西分野也许遮蔽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裴德罗》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也包含着“以指标月”的层面。除了强调对话的理性主义根源，古希腊师徒之间学习哲学的过程，与东方的对话过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区别——它本质上同时是一个爱欲流转的过程——发生的不仅仅是思想的传递，有时还有身体的交合。哲学师徒同时是“恋人”。《裴德罗》篇的论说一直围绕着爱欲流转展开，以诉说“爱神”作为“迷狂”如何通往“爱智慧”。通过三篇关于爱者的讲词，苏格拉底在身体和精神交往之间建立了联系。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苏格拉底那里，这种经由对话所达成的共赴真理的途径，如同交合过程，必须是“一对一”的。苏格拉底如此重视一对一的关系，源自他要为对话定下严苛的标准——在这个过程中，思想自有其确定的血源与母体，没有不可溯源的交合，即没有滥交。所有的亲子关系都是清楚的，如同唯一的师傅向唯一的徒弟传递教诲，没有信息的丢失或意外的聆听与解读（受孕）。于是，在实际的古希腊传统当中，特别强调的是身体经验与语言、逻各斯之间的复制与统一。
讨论至此，我们就可以回到开篇展览的命题。对于图像的生成而言，也许只有放弃对话，才能重新获得可能性。并且，放弃对话，不仅意味着放弃语言，也同时意味着一对一关系的瓦解。
由此，对我而言，“Meme to Jam”系列展的有效性，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命题之上：我们能否绕过语言和对话中心主义，去想象一种多人“交合”的大模型系统？即我们是否能够用身体（爱）去超越语言（逻各斯）？即我们是否可以同时给恰当拟合的“黑箱”和身体的“相聚”容留出空间？
在这重意义上，展览就是绕过语言中心主义且同时生产反父权多偶关系的过程。在所有Meme to Jam和“南方友爱”的更大系列项目中，我们看到的是多社群性的、多偶关系。它明确抵制了当代艺术中正在蔓延的“君臣-父子-师徒”般的线性权力构造，从而实现了一种基于互渗与感染的、水平化的、社群性的多偶繁育。其目的就是培育出不能辨认血亲的、新的“怪物”——即要打破确定性，引入“噪音”（创新），以抵御“过拟合”——即抵御准确的克隆与复制。
相比于对话的比喻，交合繁育更适合于描述借助社群网络的图像生产。而交合繁育也依然是今天的AI所不能做到的，对抗生成网络可以模拟对话辩难，却依然不能模拟多偶交合的变异性。AI不会制造“怪物”，这是我们的肉身，在今天依然不能被AI所替代之处。如果借用图像，电影《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2012）结尾异形与其造物主缠斗在一起的画面也许最形象地解释了这种既挣扎又对抗，又要彼此进入的关系。
繁育的过程不是一个思想复制到另一个人身上的过程，而是meme进入到不同的身体，然后再次孕育出新的可能性的过程。在这里，没有任何准确的复制，而是再生、变异与更新，是“分娩/劳动”（labor）。
重要的是今天“人的用处”：我们这些在语言模型意义上已经被AI替代的人还有什么用？一个可能答案，是创造相遇的可能性，是增加繁育的机会，是为彼此的相遇和共存保留空间，是避免因相遇机会的凋敝而出现生殖隔离。这是一个建立濒危物种库的过程，正像朱昶全和李明所说，这种创作的过程，更像是社区的协奏曲。重要的是播撒下种子，而不在于具体的收获。
对于AI来说，收获是否准确是最重要的，训练大模型的过程犹如优生学。但艺术的原则不是收获，不是优生，而是共生，是创造“畸形”和“怪胎”。这正是此次展览有趣之处。首先，收到邀请的参展艺术家里超过半数以上的人平时不经常做架上作品。其次，也很重要的是，展览以友爱的方式来扩展网络，大部分艺术家生活和工作在中国南方城市或者跟南方联系较多。这是一个可见的有形的人的网络，并不是一个经由训练数据生成的机器神经网络。
于是，个体还能否对抗AI，取决于社群是否还依然有活力，取决于爱欲是否能够再生与更新，取决于多元的相遇和遭遇本身是否还能够对抗技术的优生学。
相遇机会的创造，要比生成什么重要的多。因为大模型已经使得语言和思想严重地增殖，并且以癌症的方式扩散。在这种扩散当中，在这个万物皆可以复制的时代，只有人的肉身和时间本身依然是不可复制的。所以，在生命不能复制的前提之下，相遇和遭遇是真诚和爱欲的唯一保障。为什么异形要不断地去跟不同的生命体交合，对它来说，最重要的是创造可能性，而不是生成完美的物种。重要的问题是在死亡之前，我们还会创造出多少相遇的机会。在人工智能疯狂地复制无聊的时代，只有相遇为创造保留了可能性。
在第一次展览的论坛上，朱昶全和李明说，这个项目叫“南方友爱”，我听成了“南方有爱”。也许，这个无意中的双关即突破了语言的有限性，它既是友爱，也是有爱。友爱的网络需要不断地相遇，不断地练习，不断地拟合与体验。
只有南方持续友爱，南方才能始终有爱。
本文根据王洪喆2025年3月9日在”Meme to Jam” 1.0展览圆桌对谈上的发言重新改写而成。
文／ 王洪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