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廷泫

  • 杂志 PRINT 2021年5月

    特写：为了亚裔生命同样攸关

    摄影作品也许永远会受到尺寸调整的左右，但《忐忑》（Apprehension）是那种无论在哪看到都能够保持同样强度的图像之一。画面中央是一个放大的年轻亚洲男性的脸，他像握住一根短棍一样握住电话听筒，额头上有深深的抬头纹，一绺头发垂在眼前。两根延伸到眼角的凌乱发丝看起来像是裂痕，仿佛预示着某种即将发生的解体或破裂。被来自画面下方的不明光源照亮的脸庞呈现出强烈的光影效果。他的肌肤是充满戏剧感的玫瑰色和金色，让人想起二十世纪中期艳丽色情的通俗插画，或是与世俗戏剧融合的巴洛克宗教绘画。“过熟”，我想到了这个词。有什么东西即将坠落。

    创作于1942年左右的《忐忑》出自西雅图的美籍华人艺术家杨超尘（Chao-Chen Yang）之手，他曾在1940年代担任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外交官。这张照片的构图与他第二年拍摄的一张题为《年轻中国游击队员》（Young Chinese Guerilla）的作品相呼应，后者是经过精致的好莱坞式改造的政治宣传图像，是“高昂士气”的电影表现：一个电影演员长相的年轻东亚裔男子转过头，将目光投向一个看不见的更高的权威。杨超尘曾在RKO电影公司当过学徒，期间掌握了电影摄影，并希望能在电影界有所作为。也许是受这段经历的影响，《忐忑》中充满黑色电影（film-noir）的表演性[1]。照片定格在主人公（或嫌疑人）在一个不正常的时间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的时刻。他赤裸上身，耳朵紧贴听筒，摄影机也以同样的方式贴近他的脸，距离如此之近，以至于他的脸似乎被推进了镜头里。血液涌向男人的脸颊，他的表情似乎凝结成悬而未决的情绪的集合体，用“忐忑”这样模棱两可的词来描述似乎刚刚好。

  • 杂志 PRINT 2023年9月刊

    制造场面

    要想思考政治或经济困厄之外的世界，就要拒绝稳定不变的存在等同于和谐安定的错觉。艺术家成能庆（Sung Neung Kyung）对此深有体会。70年代中至80年代末，他对阅读、观察、标记和组合的思考为观众提供了对韩国威权统治时期以及之后充满缺陷的民主承诺进行反思的空间。韩国前总统朴正熙1972年宣布戒严令时，文化似乎无休止地被纳入国家建设的霸权事业中，为了避免这一情况，成能庆的每件作品都勾勒出一个有别于纯粹的内容创造的交流领域，敦促观众追问事物如何产生意义。对于将艺术和生活贬低为肮脏的权力竞争的自负心，成能庆同样持批判态度。通过行为艺术，他认为塑造政治想象力不仅需要身体耐力以及对乏味的高度忍受力，还要坚决拒绝将自我肯定作为处理感官经验的主要过滤器。在他看来，世界总是与你有关，但永远不会只与你有关。

    成能庆第一次参加展览是在1964年，不久之后，弘益大学的学生们就开始了一系列韩国最早的行为艺术创作。但直到1973年完成三年强制兵役后，成能庆才真正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1]在短暂沉迷于类似李禹焕的石头作品之后，[2]成转而使用报纸作为主要创作材料，发起新的斗争。[3]报纸是当时韩国最主要的信息传播方式，在政府与其批评者之间不断升级的冲突中，报纸既是武器，也是牺牲品。成能庆曾在位于首尔德寿宫的国立现代美术馆连续一周每天悬挂四页《东亚日报》（Dong-a Ilbo），当时这份报纸以批评政

  • 杂志 PRINT 2024年12月刊

    评论家的评论家

    《艺术论坛》年度回顾特刊首次增设“评论家的评论家”（THE CRITICS’ CRITICS）栏目，呼应我们长期以来的“艺术家的艺术家”专栏。新栏目呈现过去一年中的一些最佳评论作品，由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一些写作者挑选，让我们看到评论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杰森 · 法拉戈（JASON FARAGO）

    《纽约时报》特约评论员，现居纽约。 

    阿达尼亚·希布利（Adania Shibli），《怪物曾如此友善》（Als das Monster freundlich war）；叶夫根尼亚·贝洛鲁塞茨（Yevgenia Belorusets），《征兵》（Die Einberufung），均发表于《柏林评论》（Berlin Review）

    正在发生的战争让我对评论本身深感绝望——绝望于我所尊敬的写作者抛弃了他们的原则；绝望于文字在暴力面前或许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但自二月以来，新创立的《柏林评论》双月刊不断重申：审慎而明智的批评是任何监督型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柏林评论》的创刊号收录了巴勒斯坦作者阿达尼亚·希布利的一篇尖锐而迂曲的文章，文章从一种“战时失语症”开篇——“辗转在阿拉伯语、英语、希伯来语的新闻报道之中…我惊讶于人们的语言造诣与我自己的失败”——随后，文章在作者精准地捍卫其自身之文体不被政治工具化的过程中渐入高潮。在随后一期杂志中，言辞犀利的艺术家和写作者叶夫根尼亚·贝洛鲁塞茨从基辅发来文章，直面乌克兰征兵这一沉重的话题。她将报道文体与第一人称叙述相结合，质问道：在一个不仅“与俄罗斯交战，同时也在与那些决定什么都不过问的人们交战”的国家而言，保持什么程度的怀疑态度才算合乎情理。换言之：面对暴行，一个评论者是否应当将评论置之脑后，成为一个反政治宣传者？希布利与贝洛鲁塞茨给出了另一种观点：严肃的批评能够让我们警惕眼前的危险，捍卫我们可能即将失去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