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hanie Bailey

  • 刘小东:半条街

    刘小东首次在伦敦的个展与2012年展览“刘小东在和田”的创作方式大同小异,在和田项目创作期间,艺术家花了两个月时间和和田玉矿的矿工们同吃同住。刘小东此次来到伦敦采取了相似的做法:在为期六周的时间里,艺术家把自己浸没在这个城市里--所观察到的人即是他的创作对象,用他自己的描述就是“描绘他们真实的状况”。这个方法源自于刘小东早年接受的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训练,其中包括多次下乡写生,尽管直到2002年“室外写生”才成为刘小东创作的核心元素。但也不单是“室外写生”,这是一种在有语境的状态下的创作。艺术家沉浸在其创作对象的真实空间,运用表象并写实的创作既结合了语境又照顾了内心感受,而这个方法对于新疆和田项目也有很深的影响。

    尽管伦敦相对于中国广受争议的领域而言是个问题空间比较少的地方,刘小东仍发掘到在这里的那些微妙不安因素,同时又反映出了此地个体特性以及这个城市的性格。艺术家在日记中写道:伦敦一定是世界上最难受邀请到人家里做客的城市。经过一个礼拜对主题和空间的寻找,他最终走入伦敦埃奇威尔路附近的社区里的人们的生活中。在这次互动中,他创作了三幅画,其中两幅是在英式酒吧里完成的,一幅画叫做《白餐厅》,描绘的是酒吧主厨、他波兰籍妻子和他们孩子弗朗西斯;另外一幅画名叫《绿餐厅》,画的是主厨还有他爱尔兰裔美国妻子他们的宠物狗和酒保。第三个空间是一家埃及餐馆,餐馆楼上是个由装饰艺术时期电影院改成的清真寺。这也是唯一幅没有人物的画。当地主持清真寺的伊玛目,曾经在餐厅楼上开过会,他反悔了原本同意做模特被画入作品里决定。也许这个拒绝就是一个时代标志—暗示着最终推翻穆尔西总统的第二次埃及革命进展颇为顺利。

  • 特罗拉马(Tromarama)

    感知的矛盾之处在于我们看到的永远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在展览“帕诺哈米克斯”(Panoramix)中,印尼艺术家组合特罗拉马通过一系列作品组成的整个装置(虽然每个作品都单独命名)探讨了这一难题。揭开展览序幕的是一件名为《帕诺哈米克斯》的录像作品(展览中所有作品都创作于2015年),影像投射在一块悬挂的屏幕上,内容是对一些热带植物叶子的大特写。这个场景一直保持着静止,直到它开始轻微地震颤,如同被阵阵微风吹动的一块布帘,向后翻动,露出其后的一个黑色空间。这一图像让位于另一个图像:覆盖了整个屏幕的数码黑屏,犹如一块投射在屏幕上的裹尸布。

    这件作品是对该展览意图的一个宣言:对于发生在各种表面其上、其中和其间的复杂、多层次的转译的探究。这点体现在了《起居室》(Living Room)和《工作室》(Studio)这两张打印在立体光栅印刷表面上的照片里。两张照片各印有一组字幕——在《工作室》中是“我看见你所看见的,我思考我所思考的”(I SEE WHAT YOU SEE, I THINK WHAT I THINK),而在《起居室》中则是“我看见你所看见的,我感受我所感受的”(I SEE WHAT YOU SEE, I FEEL WHAT I FEEL)。这些字幕指向了一个问题——我们的主观性使得我们永远无法把任何东西看作是确凿无疑的、自我完善的整体——这个矛盾尤其体现在那些我们寄托了私人情感的事物上,我们的欲望对象。艺术家用了一组三联的黑色光栅印刷作品《未定》(Unsettled)、《我愿意》(I

  • 何倩彤

    何倩彤的“沼泽地”将各种失败的乌托邦揉进了一个展览里,其中既包括《旧史》(Same Old Sweet)(本文提到的所有作品均创作于2019年)所悼念的艺术家破碎的亲密关系——旧日情人赠送的巧克力、糖果、胃药被敲碎溶解到一起,外面裹上一层黏土和树脂,整体看上去如同装在罐子里粪便——也包括《死皮》(Dead Skin)所引用的那些崩塌的社会政治工程。后者由九个小孩儿个头的“床单鬼”组成,只不过披在鬼身上的布料并不是真正的床单,而是各种已不复存在的国家、殖民地和帝国的旗帜。这些包括神圣罗马帝国、英属香港在内的已经消逝的领地,不仅与画廊展墙的普鲁士蓝彼此呼应,更与在高处挂成一条斜线的十一幅装框的“肖像”画互相唱和(《束之高阁》[Over])。肖像里被缩减到只剩一双眼睛的人物有的是历史上的统治者,比如末代皇帝溥仪和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有的则是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最后一部电影《索多玛一百二十天》(1975)里法西斯主义道德败坏分子的代表:公爵、大主教、大法官、大总统。

    帕索里尼的电影是根据萨德侯爵1785年的的小说《索多玛一百二十天》改编,小说描写了被囚禁在黑森林一座城堡里的年轻男女遭受的折磨,这些极尽堕落的场景仅仅是为了供四位贵族取乐。帕索里尼把故事背景换成了萨洛共和国(Republic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