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香港大致是这样一个地方：你总是带着某个目的而来，然后带着某个达成的目的而去，其间也许舒适，也许失措，但大抵都是以过客的速度，或不相干者的姿态。在从机场奔赴酒店的出租车上，司机操着纯正的港式普通话问我们：“你们是来参加那个XX交易会的吧？最近来了差不多7000人，酒店都住满了。”我们解释道，我们是来参加Art Basel的，一个艺术博览会，不过司机业已认定“XX交易会”与“艺术博览会”无甚差别，且我们这些陆客终究是由于某些现实的缘由才出现在这个玲琅满目却又乏善可陈的岛屿上——不过话说回来，香港大概是这个星球上最适合进行博览会的地方了，就因为她的丰富与单调是如此亲密与和谐，这不正是博览会本质的写照吗？密集的楼宇，狭长的天际线，汹涌的人群，你在香港的每一个瞬间其实都置身于一场处于进行时的庞大Fair中。
到达香港会议中心的时候已是傍晚，VIP们早已将博览会“洗劫”了一番，各种红点贴满了展墙。在一层大厅David Zwirner展位处遇到年轻的画廊家晚晚，她直言这间画廊界的巨擘销售情况极佳，甚至“比历年都好”；而就在对面Marian Goodman的展位，年轻的批评家王辛正临时充当着“顾问”的角色：“没想到博览会会这么累！”博览会确实是一种汇集与相遇的景观，一种对于信息与网络的凝聚，各种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疲惫与兴奋纽结于此，在与《艺术界》新任副主编洪迈（Einar Engstrom）的聊天中，他也强调博览会能使“某些事情发生”的意义——就比如，我们又多了一个关于亚洲艺术的奖项：“亚洲艺术贡献奖”，而这个奖项促成了我们与很少出现在博览会上的陈侗相遇了。“艺术家只对两件事儿感兴趣：创作，以及收钱，荣誉对我们没用，”陈侗非常直接表达了对于获得“年度艺术赞助人”的感想。也许对这位创办了博尔赫斯书店机构以及录像局的美院教授而言，他并不稀罕这种以“年”为单位的头衔，他憧憬的事业需要更漫长的经营与更理想主义的激情；但对于一个奖项来说，将K11与录像局并置在一起，无疑说明其试图在中国的当代语境中提炼出一种更加“普世”的视角。
博览会中的每个人都似乎是波德莱尔笔下的“闲荡者”，看似漫无目的的在展场内不断巡游往复，并不规划自己的行动路线与速度，但实则却各怀心事，暗中重新布置着整个展场空间。这与美术馆经验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宽泛的观看、选购与交易的场景，既使得艺术品在此获得更加丰富与潜在的涵义，随时准备着被填充到更加复杂的句式之中，以获取某种重新进行自我表述的可能，又使得观者在策展或者博物馆学的逻辑链条缺失的情形下，仅仅面对艺术品的纯粹可见性，迎来某种主动的经验整合契机。比如，整个场地里观众最多的作品要算是何翔宇的《马拉之死》以及王宁德的“有形之光”系列了。前者的故事自不必多说，不过按照空白空间执行总监张迪的说法，“简直成了拍照的景点”，不同的观众以不同的姿态与这个倒毙的形体合影，积极的将自身融入到一种想象的艺术场景之中；而王宁德的新作则利用视觉上的错觉技巧，使观者无法找到一个真正适宜的观看角度，人们在作品前如潮汐般忽近忽远，试图弄清楚图像细节处的幽微。
今年新设的“光影现场”（Film）单元吸引了不少人的瞩目，在展场中恰好遇到了策展人李振华，他正赶往该单元的开幕仪式，在很短的途中他谈起了录像艺术的发展问题：“这很类似爵士乐的发展，以前爵士乐队都规模很大，成本很高，后来慢慢缩小，最后到了大萧条时期就出现了以solo（独奏）为主的新形式了……”还没等他阐释完这套独特的理论，迎面便遇到了Art Basel Hong Kong的负责人Magnus Renfrew，遂结伴前行。“光影现场”设在会议中心旁的香港艺术中心，与主展场相比略显局促，而且除了叶凌瀚之外，并没有看到其他入围的内地录像艺术家的身影，倒是聚集了很多日本艺术家，尤其是格外醒目的组合Chim↑Pom，其中女性成员ellie的金发性感装扮着实令人侧目。
根本没有时间看完整个单元的放映，博览会是永远赶场的节奏。参加了维他命艺术空间的艺术家黎清妍（Firenze Lai）的个展开幕，再经过无比漫长与绝望的打车历程，大家终于挤在狭窄的阁楼上开始品尝美味的东南亚菜肴了。艺术家李杰（Lee Kit）开始了他惯常的对于香港社会的各种吐槽，以及顺带表达了对大陆的纠结看法：“我有好多大陆的朋友……应该把那些逛尖沙咀的富人们拉去填海……”恰好看到身边不远处坐着今年上海双年展策展人Anselm Franke，便不由自主的问起上双的准备工作：“你只有六个月了，这可和台北的时候不一样……”“是的，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必须用‘上海的时间’完成这项工作……”太吵了，对话无法进行下去，况且，另一边艺术家郝量正和Para Site空间的两位策展人Cosmin Costinas（来自罗马尼亚）与Inti Guerrero（来自哥伦比亚）进行着更为“吸引人”的谈话，从球星哈吉到刚刚去世的马尔克斯，艺术被“地缘政治”所取代，大家在闲聊中驱散着博览会带来的过剩的艺术味道。
每年与Art Basel平行发生的辩论大戏Intelligence²在翌日下午拉开帷幕。今年的主题颇有指向性：“亚洲应该先为穷人营建，而不是为艺术”（Asia Should House Its Poor Before It Houses Its Art）。大家不禁窃窃私语：这到底是在戳上海的痛处，还是将矛头指向M+？正方由评论家Jake van der Kamp以及印度社会活动家Vishwas Kulkarni组成，反方则是田霏宇以及来自泰特的策展人Jessica Morgan的“美术馆组合”。正方的道德制高点异常明显，所以一开始便咄咄逼人，从现实层面出发抨击美术馆无法实现真正的公共性与民主性；而反方则沿着美术馆的历史、教育以及社会意义展开，田霏宇声称“美术馆是一个可以提出根本性（fundamental）问题的地方”，从馆藏出发，我们便可以去追寻我们自身的历史与身份记忆，而Jessica Morgan则强调泰特每年庞大的接待人数，以及这其中潜藏的公民教育意义。然而最终正方的胜利证明了人们对美术馆背后资本角色的怀疑超越了那些诗意的功能，在贫富差距依然巨大的亚洲，营建所意味的各种力量，从政府、地产商到博物馆体系，都无法提出一种艺术先于人权的完美解答，甚至只能避而不谈——虽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术馆的大行其道往往与急速的经济发展与尖锐的阶层对立同时发生。
香港之行的最后一站是亚洲艺术文献库（Asia Art Archive），在这里，亚洲是永恒的主题/主体。在Art Basel期间，亚洲艺术文献库组织了一系列的研讨活动，我适逢马来西亚艺术家黃海昌（Hoy-cheong Wong）题为“愤怒，希望与爱：工作于社群与住房之间”（Rage, Hope and Love: Working with Communities & Housing）的讲座，而此处的“Housing”恰好与Intelligence²的辩题相映成趣。伴随着幻灯片中那些在艺术家的干预与介入下得以改头换面的社区风貌，博览会的场景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甚至越发清晰与明确，却并非趋于某种批判的情绪。这是两种状况，两种态度与形式，就像在最后一天，与艺术家徐渠站在会议中心外面的空地上抽烟时，他谈起自己体量巨大的作品《征服》：“‘假大空’不是问题，我就是要揭示这个系统有多么的疯狂。”他也许真的做到了，用最廉价直接的方式制造的奇观横亘在我们的视野中，这是一种快感的旋律，狂欢的气氛，但在那巨大风帆下的我们确实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吗？
文／ 杨北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