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维斯·杰普逊 | Travis Jeppesen

  • 外冷内寒

    到了电影节的第八天,我知道自己也中招了。当我在观看正午的洪尚秀《大自然对你说了什么》(What Does That Nature Say to You,2025)媒体场放映时,我加入了此起彼伏的咳嗽大合唱:还是没躲过那可怕的“柏林影展流感”。在每日新闻的残酷轰炸下,再加上持续不断的零下寒潮,每当我们走出影院幽暗的洞穴,进入外面那病态惨淡的白昼,就仿佛全球范围内步步紧逼的法西斯主义正侵蚀着我们的身体。而这场病的唯一慰藉,便是银幕上散发出的那一丝人造的暖意。

    在这部讲述一位年轻诗人首次拜访女友父母的新片中,洪尚秀巧妙地在冷与热之间找到了平衡。虽然这位导演惊人的高产(有时一年能拍三部长片)使得他的作品总带有某种公式化的特征(陌生人尴尬相遇,彼此过度礼貌,直到酒后情绪爆发),但《大自然对你说了什么》仍精准地讽刺了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新儒家僵化礼教及其背后的脆弱人性的讽刺。洪尚秀的电影要么让人沉迷,要么让人厌倦,我坚定地属于前者。

    杜拉·裘德(Radu Jude)对国家内部问题的审视要严厉的多,凭借对祖国罗马尼亚富有幽默、思想性和诗意的挖掘,他成为了各大电影节的宠儿(《倒霉性爱,发狂黄片》[Bad Luck Banging or Loony Porn]在2021年柏林电影节摘得金熊奖)。今年荣获最佳剧本奖的《二〇二五年的欧陆》(Kontinental ’25)再次以微缩史诗的形式呈现,巧

  • 安塞尔姆·基弗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939年创作他的代表作《芬尼根的守灵夜》时,眼睛几乎已经完全失明,但对喉咙与舌头内在的音乐性及其所蕴含的无数创作可能性变得极为敏感,他坐在历史的垃圾堆上,打造一种全新的、人造的杂糅语言,突破了英语这种他表面上使用的媒介的所有限制。在该过程中,他发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对语言的使用方法:把语言当成垃圾,当成残骸,当成快乐的剩余物;语言作为雕塑;语言作为原材料。乔伊斯的做法在今天看来仍是激进的——在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就连小说和诗歌都被普遍期待能承担某种宣传性质的功能,通常借助一些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伤感情绪宣泄——他的文学极多主义在视觉领域也可以找到对应,比如像迪特·罗斯(Dieter Roth)和保罗·麦卡锡(Paul McCarthy)这种“万物”艺术家的作品,对他们而言,提炼物质的(往往还有身体的)剩余物有助于堵住艺术史奔涌的浪潮,以构筑一种非人为创造的意识。

    安塞尔姆·基弗(Anselm Kiefer)一直借助他硕大无朋的二维综合材料作品在“历史的终结”这一修辞领域深耕细挖。这些作品往往抗拒图像和物质惯例,因此很难被称作“绘画”;画面常常被填充各种三维的废弃物品,使其几乎变成某种墙面雕塑(如果这种分类在今天还有意义的话)。在他的最新展览里,基弗致敬了乔伊斯名作中的循环叙事。在展览的核心作品《军械库》(Arsenal, 

  • 赛·托姆布雷(Cy Twombly)

    赛·托姆布雷(Cy Twombly)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国画家,也可以说是仅次于毕加索的最伟大的画家。如此夸张的评价并不足为过,或许还有些保守——在此,我们也只能对这位未被其时代充分了解的艺术家的众多方面加以推断和猜想。托姆布雷的作品在粗粝中蕴含着持久的优雅。因此,无论有关这位艺术家的展览在规模上或大或小,都同样值得关注。

    目前在大运河沿岸佩萨罗宫大理石宫殿宽敞的展间内举办的赛·托姆布雷展,囊括了艺术家创作生涯中各个阶段的绘画、纸面作品、及一件雕塑作品,其中最早期的作品可追溯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那些更为亮眼的作品中,大尺寸三联画《伊利亚姆(十年后的一个早晨)》(Ilium (One Morning Ten Years Later), 1964–2000)尤其引人注目。观者在仔细观察后便会发现,画作中苍白色的背景轻薄得足以透露、却不至于彻底显露出底层色的暗斑。在最外层的画层中,托姆布雷招牌式的、近似于涂鸦的潦草涂画“独占鳌头”,有如只有诗人们会频繁出入的厕所的内侧门。

    托姆布雷的爱好者们也能在展览中看到一些他最为著名的杰作:如出自于2008年“玫瑰”系列中的四幅大尺寸板面画;以及一些很少展出的作品,其中包括托姆布雷在2005年创作的一组桃红色和紫罗兰色的纸面丙烯轻涂画(无名);甚至还有一张所谓的其早期黑板画时期的作品《无题(纽约市)》(Untitled (New York

  • 开幕:陈天灼

    陈天灼的作品以及其中的角色都散发着一种新的泛灵主义色彩:他的那些暗黑神秘的人物带有一种古老的气息,来到我们的世界却如同新生符号。他的表演——不论表演地点在剧场、美术馆,还是夜店——是一种新道家式的幻象,欣然允许无政府状态来接管、推翻、覆写极度单调乏味的当下。陈天灼邀请观众在这些空间中游走:凝视、发呆,以及像在去年的作品《入迷》(Trance)中一样,跟着迷离的节奏跳舞、冥想,与穿着白色兜布的身体擦肩而过。这一沉浸式的设定充满了陈天灼自己对超越的渴望,对脱离此身的炽烈需求,同时还有恐惧,恐惧或许这就是我们所真正拥有的一切。

    陈天灼1985年出生于北京,2007年前往伦敦攻读艺术本科和硕士学位。在英国期间,他接触到当地的clubbing和电子音乐现场;2011年回国,2014年在上海BANK画廊进行了首场表演《ADAHA》。如果说他的作品对中国和海外观众来说都显得怪异的话(目前他的大部分表演都在欧洲,欧洲对剧场的赞助更慷慨,能够支持陈天灼实现他的极繁主义想象),那是因为这些作品极为流畅地将东西方元素融为一体,共同构建出一种扭曲的、陌生化的梦境,而这一梦境是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领主们永远无法进入与理解的。

    当你首次进入陈天灼的表演现场时,或许会感觉闯入了一件专门为我们这个世纪没有灵魂的技术圈量身定做的整体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以他目前最有名的作品《一种奇怪的脑损伤》(An

  • 开幕:李爽

    “我被困在潮水般永不停歇的动荡之中”,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李爽这样描述她目前居无定所的状态。2020年,为了筹备在Peres Projects举办的个展,李爽从中国来到柏林。随即疫情在全世界爆发。从那时起,她就一直滞留在欧洲,放弃了短期内回国的可能性。

    这种停滞状态使得她之前对幽灵和数字化存在形式的性质,以及身体在虚拟和实体空间中的一般化状态的高密度思考变得更为紧迫。这些主题在疫情之前已经是她作品的核心出发点。她的创作媒介包括行为、雕塑,以及最为人所知的虚构批判性影像。

    第一件让李爽获得关注的作品是她从纽约大学媒体研究系毕业后不久进行的一项行为,名为《和我结婚,拿中国国籍》(Marry Me for Chinese Citizenship)。在2015年情人节那天,她挂着一块写着作品标题的牌子,在纽约时代广场上闲逛了六个小时,这句诙谐讽刺的挑衅话语引来不少路人友好的微笑。让李爽印象深刻的是,有几个人误认为这是一位中国移民对美国绿卡的真心恳求。“他们会突然走过来跟我说,‘给我一万美元,我就娶你’。”

    这场干预行为的主题——抽象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如何对身体施加压力——在李爽之后的影像探索中得到了集中展现。这些作品属于小说的范畴:李爽常常谈及写作在她作品中的重要性,没有出现在镜头前的主角常常讲述着迂回的对话和独白,让人想起俄罗斯小说中的多层次复杂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