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克斯·基特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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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归点
“当对博物馆的不满情绪强烈到人们尝试回到绘画作品原来所处的环境或类似环境中进行展览时，比如在巴洛克或洛可可城堡，结果会比将这些作品从原来的环境中夺走再集中在一块更令人痛苦。”这是西奥多·阿多诺在他1955年以德文发表的著名文章《瓦莱里普鲁斯特博物馆》（Valéry Proust Museum）中所写的一个推测和重构时刻。虽然阿多诺没有具体说明为什么回归和遣返会比现代性原本的断裂和重组更令人不安，但很明显，我们现在又处在一个类似的不满时刻——因此，我们也必须考虑我们的欲望和它们可能产生的影响。
去年五月，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馆长艾克·施密特（Eike Schmidt）宣布了一项提案：将美术馆的一些宗教绘画归还给教堂（如果不是画作原来所处的教堂，至少也是类似的基督教礼拜场所）。乍一看，这似乎并不是个糟糕的想法。毕竟，我曾在罗马圣王路易堂（San Luigi dei Francesi）的角落里见过卡拉瓦乔的《圣马太感召》（The Inspiration of Saint Matthew，1602），体验过那种在原址见证作品的震撼。施密特显然了解所有关于场地特定性（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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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之安魂曲
前卫艺术博物馆（Avant-garde Museum）这个概念有一些令人挠头的矛盾之处——因为前卫运动不是想与机构背道而驰，直接与生活接触吗？（但与此同时，为何人们会认为机构是与生活相悖的东西也一直是另一个让我挠头的问题）。在1909年发表的未来主义宣言中，F·T·马里内蒂（F. T. Marinetti）承诺要摧毁博物馆和其他布满灰尘的知识场所（“图书馆和各种学院”），以便为速度和活力腾出空间。但十年后在俄罗斯，卡西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用了和马里内蒂类似的语言（“我们要行动起来反对旧事物，将它们永远埋在墓地里，把我们脸上任何与过去相似的东西擦掉”）来想象一种“博物馆网络”，使“最好的创造性作品”能够“深入国家内部”，并“为重塑生活中的形式和工业中的艺术形象提供动力”。是的，马里内蒂和马列维奇都同意艺术必须摆脱历史的阴影，但至少对马列维奇来说，现代性并不意味着夷平过去，而是要重建机构以传播当下的信息。
《前卫艺术博物馆》（The Avant-Garde Museum）讲述的就是这个奇怪结构的故事，这是一本最近由Agnieszka Pindera和Jarosław Suchan编辑的文集及展览图录，由波兰罗兹艺术博物馆（Muz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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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思考
总体艺术是现代主义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如果生命正变得四分五裂——公共与私人分开，工作与闲暇分开——“总体艺术”则承诺将不同学科与观众结合到一起，打造某种共同体。从1875年开始，在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支持下，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在德国拜罗伊特发起了一个音乐节，上演自己的史诗歌剧，获得了一批有时甚至非常狂热的忠实拥趸，也引发了激烈的批评（阿多诺曾说他是“一个用重讲过去的英雄事迹来安抚被鄙视的中产阶级成员的革命者”）。尽管瓦格纳的作品看上去都是虚构的古代故事，但在这位作曲家的眼里，它们同时也是“未来的戏剧”。因此，在150年后的今天，当生命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越来越广泛地被一张看似智能的设备之网连接起来的时候，重新思考“总体艺术”就变得颇有意味。这个问题构成了阿兰姆·莫沙耶蒂（Aram Moshayedi）在洛杉矶汉默美术馆策划的“生命”（Lifes）展的核心。虽然展览本身充满症候性，但它把我们带到了某种也许可以开始思考当下的位置上。
“生命”展的现场不太像展厅，而更像是舞台，甚至是游乐场或迪厅。空间大而空——没有隔断，也没有假墙——地板上铺有地毯，以强调观众的身体与艺术作品在空间中的共同在场。进入展览，你进入的不是一个白立方，而是一个受控环境，展厅空间与其说代表无时间的永恒，不如说处于精准计时下。随处可见幽幽的紫色光晕，以及投影屏幕和扬声器（一份小册子会告诉你现场每分钟发生的各种变化），让人忍不住想象这一切背后有一个巨大的硬盘在控制着所有灯光、录像投影和音轨播放，如此才有了眼前这不断变化且看上去十分昂贵的精密布景。很多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为该项目注入了生命，包括音乐家（Pau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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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解：影像艺术在当代
影像艺术的某些地方总能引来宏大的理论和史诗般的总结，或者疯狂的宣言和英雄式的陈述。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见证一项新技术的出现，并对此产生某种所有权感，知道它到底是什么，甚至更重要的是看到它做了什么，它如何影响和改变世界。这是令人兴奋的。由于影像与电视或大众媒体密切相关——要么被认为是其不可分割的暗面，要么是与之对抗的游击武器——因此它的价值似乎毋庸置疑。最重要的艺术家都想要攻克它（琳达·本格里斯[Lynda Benglis]、达拉·伯恩鲍姆[Dara Birnbaum] 、白南准[Nam June Paik] 、尤利西斯·詹金斯[Ulysses Jenkins] 、琼·乔纳斯[Joan Jonas] 、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 、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一些最优秀的作者都讨论过它（大卫·安汀[David Antin] 、艾伦·卡普罗[Allan Kaprow] 、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安妮·瓦格纳[Anne Wagner]）。然而，当电视从每周更新的节目表转变为观众可以随时随地浏览的巨大数据库后，有些东西就变了。随着日趋扁平化的影像播放硬件涌入各个角落——它们开始和汽车、加油泵结合在一起，更不用说手机、公交车站和飞机了——有些东西就让路了。（“在1960年代中期，人们开始把电视机从墙上移开，”格雷戈里·巴特科克[Greg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