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从去年开始，“西岸”逐渐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界频繁出现的一个关键词，在不同时间以不同形式进入人们的视野：西岸2013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龙美术馆西岸馆、余德耀美术馆，徐汇西岸艺术品保税港仓库等等，即使有如“功甫贴”一般稍带“负面”色彩的新闻，但似乎都在间接预示着即将发生在此处的事态有着不同寻常的速度与强度。随着艺术及其相关事件与人群在此不断地聚集与停留，随着一栋栋巨型美术馆建筑在曾经的工业遗址上拔地而起，徐汇滨江这一狭长地带开始变得越来越“真实”。北票码头，龙华机场，南浦火车站……遗址开始回魂，被注入新的资本能力，过去仿佛成为未来的起点——放眼中国，唯有上海有此种“化腐朽为神奇”、将城市自然生长与衰败的规律彻底颠覆再重新洗牌的实力。
龙美术馆的开馆大展“开今·借古”由此具备了别样的意义。昔日的“煤漏斗”成为了如今的“伞拱”，这种今古间的对话在美术馆空间本身亦体现得十分明确。开幕当日，偌大的三层空间人头攒动，大家纷纷对3万平方米的庞大体量啧啧称奇：三百多件艺术品放在里面并不显得拥挤，反而能够获得合理的间距。清水混凝土技术的应用也使得整个美术馆的地上部分显得异常“当代”，墙壁的曲面，高低错落的空间布局以及不同区块之间缝隙中透露出的天光，令那些颇为熟识的作品呈现出某种“登堂入室”之感。上海艺术家施勇感叹道：“清水浇灌的技术成本很高，在国内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成这样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没错，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主体建筑的工程与开馆的策展准备，难怪刘益谦要在开幕致辞上大谈员工犹如“吸食鸦片”般的疯狂工作。不过对于清水这种灰色调，一些艺术家也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比如杨少斌与王光乐都谈到灰色对于绘画本身的“干扰”，王光乐更直陈“对于表现绘画来说，建筑的设计感越少越好，白盒子还是最合适的”。但场馆的设计师柳亦春的意见似乎正与之向左，他在稍早前发表的文章中引用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的话申明了自己的初衷：“我不希望美术馆建筑都是清一色的白色空间，到处是石膏板和白色涂饰。毫不夸张的说，好的艺术品在混凝土墙面的展厅中会更显魅力。”看来灰色的清水墙面是建筑师为“好作品”暗中设置的一道考验。
而位于地下一层的展厅依然是白盒子的普通柱网结构，不过也算契合在此展出的古代与近现代作品的气质。备受瞩目的《功甫贴》位列其中，不过在众多珍品中亦不能算出挑。广州维他命艺术空间的胡昉在之后的闲谈中表达了对于明末士人熊廷弼的《七恸歌》的由衷喜爱，认为其悲怆的内容形同古代版的《与妻书》。而艺术家郝量亦对于这部分的收藏深有自己的考察：“这些藏品的分量绝对不逊于国内任何一家公立美术馆。”然而当笔者在此逡巡之时，难免听到一些观众大谈作品的价格与升值空间，并计算着藏品的总值，这种“经济学式”的理解方式在众多观众的脑海与倾谈中挥之不去。难免，刘益谦和王薇坦言并不会利用成立基金会的方式搭建美术馆的未来——认为当下中国并没有成熟的游戏规则与价值体系——而是保留其作为二人“私有财产”的形式，这种私人的性质使得“一城双馆”的龙美术馆看上去依旧如同收藏家个人品位与实力的展示，无论具备怎样的规模、气度与形式，能否实现真正的公共性值得商榷。一位沪上的画廊家便捕捉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你看美术馆一楼的空间那么好，多么适合展示装置作品，可是我们在那里只能看到绘画。”
如果说前一天的龙美术馆西岸馆开馆大戏夺人眼球，那么第二天在西岸曾经的机场油罐内举办的晚宴“西岸之夜”则低调的透露出这方宝地的可观未来。晚宴仅邀请了60位嘉宾，数家在西岸谋求发展的文化机构都派代表参与。席间，收藏家乔志兵透漏已将这几尊油罐收入囊中，会进一步改造，将其打造为集展览与休闲于一体的新型艺术空间；王薇亦上台对大家昨天的捧场表示感谢，并对龙美术馆的未来作出了自己的展望；另一家位于西岸的大型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的代表公布了不久后便将粉墨登场的开幕大展“天人之际”的最新情况；而最后登场的艺术家周铁海则宣布一项由他领衔操办的新的博览会计划即将于今年在西岸发生。总之，精致的晚宴与嘉宾的发言穿插进行，觥筹交错直至暮色沉沉，当众人离开时，依旧空旷的西岸静默得如同今日的热闹并没有发生。
告别上海，匆忙赶往广州，时代美术馆的展览“积极空间”实则已在前一天开幕，但笔者依然希望能赶上第二天进行的研讨会。然而天公不作美，岭南的暴雨将众多前往广东的航班延误，本应在中午抵达的班机直到下午六点才降落在白云机场，无奈只能前往开幕后的艺术家小聚。羊城的市民风气与上海“高大上”的资本运作自然有不同气象，一众艺术家在简单的晚餐之后便前往广州当地最重要的替代空间“观察社”参加艺术家蔡回的个展开幕。观察社位于海珠区一处普通居民社区深处，如果不是内部明亮光洁的白色墙面与悬挂的显示屏，你很容易将其与其他社区门面混为一谈。在这个既没有美酒亦没有佳肴的开幕上，“艺术”成为大家必须直面探讨的话题。在与艺术家黄小鹏的攀谈中，笔者得知由他与徐坦主持的“黄边站”遭遇诸多理念上的困境，对该项目未来的规划与发展难以达成价值观层面的共识。黄小鹏直言自己被认定为过于“西化”，他十分感兴趣的对于当代艺术学理上的梳理，诸如“在当下如何定义乌托邦”之类的探讨并没有得到参与者的积极回应。“他们太被动，”黄小鹏不无遗憾的表示，“参与者应该更主动的介入到黄边站的建构中。”而他亦坦言很多研究员，包括徐坦，都希望黄边站能够在一种更加松散的局面下发生。话题在不断深入之后回到了“什么是当代艺术以及当代艺术家”这个宏大的主题上，黄强调在当下，艺术家必须同时是智性的（“intellectual”）与政治的，在某种程度上依赖阅读与思考延伸自己的创作，而一边的艺术家王卫则认为艺术家仰仗的依然是想象力与纯粹的直觉。
第二天上午赶到时代美术馆参观展览“积极空间”，这次策展人鲍栋调动起全国范围内的自我组织机构，试图展现当下国内当代艺术空间的不同可能。展览以12个“机构馆”的形态呈现，每个机构都携带了一系列作品与文献展示自身的历史与现状。展览可谓玲琅满目，各种在地素材、现成状态都被邀请进来成为作品，却鲜见大型的绘画与装置。联想起前一天龙美术馆器宇轩昂的态度，带有“永恒”气质的华丽场景，“积极空间”则扮演了当代艺术自反与激进的另一面向。然而在这场如同另类“博览会”般的机构巡礼中，时间，地域与共同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潜藏其中，却反而被“白盒子”的安静气氛所定义，内里盘踞的张力便遭遇到如“灰墙上的绘画”一般的处境，如何跃身而出成为迫切的问题。
连日的大雨使得诺大的广州水气四溢，小小的美术馆也难以置身事外，一些展场的墙面已开始浸水。美术馆的员工谈到库哈斯设计的建筑时，强调其空间上虽有创意，却也留下一些“不实用”的弊端。漏雨的美术馆，与奢华的美术馆，贵气与积极之间，中国的当代艺术正在此种复杂现实中激荡前行。
文／ 杨北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