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Prada荣宅的首场艺术展，“罗马1950–1965”将形式派（Forma 1）、起源派（Origine）、八人组（Gruppo degli Otto）和新艺术战线（Fronte Nuovo delle Arti）等曾经以罗马这座城市为据点的先锋艺术团体及运动聚集到一起，由此勾勒出一个被称为“战后”的特定历史时期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意大利所对应的具体形态。正如美国制定的马歇尔计划及相关的资本主义知识法则控制着意大利本土的现代化工业改造，诞生于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凭借重新连接包豪斯、未来主义或立体派等战前欧洲前卫艺术运动建立起了突出的国际形象，冲击着意大利源于自身历史兴衰与起伏的审美意识。在使用美国的援助资金换取美国进口商品与生产线的过程里，趋于标准化的生产关系导致社会关系整体变得单一，消费成为民主的代言人，裹挟着“反共”意识形态渗透到日常生活。然而，功能主义与理性主义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迅速走上神坛，却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消费主义的粗糙与坏品味。这一时期的艺术家们不约而同地在绘画与雕塑实践中以材料或图像为基础深耕一种立足社会现实的革命语言，以此揭露存在于统一包装之下的物的真正价值。这可能也是战后意大利先锋艺术如此蓬勃而深刻的主要原因。

以起源派与形式派为例：前者通过触感释放物质的消耗性与廉价性，挖掘出更连贯、更有力的色彩文本，从而破坏装饰的精细质地；后者回溯包括俄罗斯构成主义在内的其他前卫艺术中的线性语言，切入自然、生命、宇宙的维度进行陈述，为铁幕叙事注入更多人性要素。贫穷艺术（Arte Povera）先驱阿尔贝托·布里（Alberto Burri）很早意识到“重读”艺术与生活边界的重要性。自加入起源派开始，布里就试图将绘画表面纳入形式范畴，在不断的火焰实验中，他不仅保持原生材料作为创作实体区别于绘画媒介的独立性，同时也挑战了那些能够被定义成是艺术的东西的图式。比如在《红色塑料》（Rosso Plastica, 1962）中，象征革命与暴力的红色被撕裂、磨损、腐蚀，塑料与黑胶燃烧的气味让人感觉仿佛置身街头。若从集体潜意识的角度解释，如此伤口亦是对“战后”最为直接的表述。起源派的另一位推进者埃托·科拉（Ettore Colla）在《Geiocoliere n. 3》（1967–1968）中取材意大利国家彩票的摇奖转筒，通过将一件现代机械装置还原成具有中世纪特征的经纬仪，以精心的几何构造完成了一次“重写”意大利现代史的尝试。简单来说，起源派倾向出于本能的自我挖掘，而形式派注重不同抽象流派之间的平行脉络。形式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安东尼奥·桑菲利波（Antonio Sanfilippo）受三维立体形式的启发，在静态图形组合中引入符号的概念，协调厚涂颜料之间的层次。一样是在“书写”中寻求安慰，只是各自对内容与形式有所偏向罢了。

文／ 袁佳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