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Mel Brooks（译注：美国导演、剧作家、喜剧演员、制片人，1968年曾以自编自导的电影《制作人》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到Martha Stewart（译注：商界女强人，家具女皇，最近二十年在美国出版界获得重要地位，写过几本书和无数有关家居艺术的文章，担任一家全国性家居杂志主编，主持两档电视节目。曾经做过股票经纪人，当过时装模特，2004年因被控内部交易入狱，2005年获释） ，《纽约时报》的“艺术休闲周”开出的单子囊括了许多一流的成功人士，活蹦乱跳、新鲜出炉。唉，我参加了“大艺术、大理念”讲座，听Jeff Koons（宣传册上这么说的）“谈论自己的职业生涯，即如何以昂贵的代价打造昂贵的艺术品”，主持人是《纽约时报》的Carol Vogel。

走进时代广场光鲜亮丽的时报中心（Renzo Piano设计），我在Kia Lounge买了杯咖啡。大屏幕正对着一排排JetBlue航班上常见的那种飞机座椅和堆满重点推荐作家作品的桌子反复播放赞助商广告(储物用品连锁店Container Store, HBO, 罗德尼·斯特朗庄园葡萄酒厂, 起亚Sedona SUV, 和佛罗里达劳德尔堡会议和旅游局)，由此我们对可享受到的消费能够窥见一斑，无论是橱柜整理架、度假还是艺术。一走进这个豪华的礼堂，我不得不停下脚步，沉醉于那些劣质的《时报》牌产品：带有《纽约时报》“T”字标的粉色棒球帽（给《时报》的女读者？）和更可怕的（给热爱《时报》、长期卧床的病人？）红、黄、白条纹休闲绒裤，再加上你能想象出的最丑恶的上衣，胸前还有一个“T”字标。在听Jeff

当高古轩画廊（Gagosian Gallery）的新分支于12月15日在罗马预展开幕时本地人显然是无比兴奋的，似乎是在一千五百年的裂缝之后，他们隐约看到这个古老的城市又能再度成为世界文化中心的预兆。鉴于最近很多媒体报道都在强调意大利精神和经济的低迷——特别明显的是两天前《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高古轩画廊的开幕和Cy Twombly的展览《从撒拉拉来的三张便条》对外发出了一个可喜的讯息：意大利文化的其他方面可能正在坐吃山空，但其艺术市场绝对正向国际水准迈进。小汉斯在文章中写道：“罗马过去十年变化如此之大。我以前来的时候，基本上只是跟在Alighiero Boetti后面转。”意大利艺术家Francesco Vezzoli总结说：“对于意大利，这是一个让人骄傲的时刻，不仅仅因为是Larry。”

当地报纸称接待酒会上将众星云集，罗马人会被晾到一边，就像François Pinault的格拉西宫在威尼斯开幕时当地人备受冷落一样。但预展当晚，艺术品修复师Marianna Fonzo说，“我爸爸看到《全景》杂志上说只有VIP才能拿到邀请函，但到了现场才发现罗马中产阶级都到齐了！”策展人Ludovico Pratesi称，“所有收藏家，大概五十个吧，都参加了今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例如，Patrizia Sandretto Re

展览城市： 北京-北京

展览时间： 2008-03-22～2008-06-15

展览地点：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在庆祝艺术家黄永砯贡献了一种有别于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时，“占卜者之屋: 黄永砯回顾展”也跨越了存在于东方与西方、传统与前卫之间的界限。作为这位出生于中国、工作于巴黎的艺术家的首个回顾展，本次巡回大展始于美国的沃克艺术中心（Minneapolis, USA），并将于中国北京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落下帷幕。该展览将展出黄永砯自1985年至今的绘画、雕塑与装置。UCCA的此次大展是这位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人物在国内的首个大规模展览，亦是其世界巡展在全亚洲的惟一一站；北京观众也将有幸欣赏到黄永砯大量最重要的雕塑与装置作品。

　　通过融汇各种传统与媒介的创作，黄永砯创造了一个由动人心魄的装置组成的艺术世界：它挑战观众，使他们重新思量万事万物——从何为艺术到国族身份，乃至最近的历史宇宙皆然。身为当年“厦门达达运动”——一群艺术家着迷于创造一种新的中国文化身份，方法是将西方现代主义潮流与中国的禅宗和道家思想乃至当代现实结合起来——的领袖，黄永砯不断与既定的历史与美学观念针锋相对。他的雕塑与装置汲取了多种因素，如约瑟夫·波依斯、贫穷艺术和约翰·凯奇等的西方遗产，也有传统的中国艺术与哲学，并总是将传统事物或神圣图像与各种现代因素并置起来。

　　占卜者之屋被视为一

展场: 麦勒画廊 北京－卢森，北京

地址: 麦勒画廊, 北京市朝阳区草场地村104号，邮编100015

艺术家: 夏星、杜婕

开幕式: 周六 1月26日, 2008 (下午4:00 到下午7:00)

展览时间: 2008年1月26日 – 2008年3月29日

《艺术地图》正在呈现我们自己的倾向，这就是我们仍然坚持艺术的探索精神和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在这个艺术资本主义喧嚣的时代，我们将追踪那些不被消费主义和资本轴心淹没的艺术家和批评家，并与他们一起保持思考和自我反省。随着我们中英双语的出版，我们的眼光将不会只是停留在中国。这份由我们中国年轻一代批评家创办的杂志，将伴随这本杂志表达中国新一代艺术人的声音。中国正在进行和自我批判的事情，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事情，而是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政治和文化的一个部分。

2007年11月，《艺术地图》正式改版为单月刊中英文双语艺术杂志，面向全球发行，欢迎光临本刊改版后的新书发布会！

迈阿密的艺博周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绝对能让你既觉得受宠若惊，又感到备受冷落的场合。比如说，为什么每家豪华酒店都非得在自己的公共区域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播放奇烂无比的音乐？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法令规定客人参加派对的时间一定要多于在床上睡觉的时间？我其实没什么可抱怨：迈阿密一直就是恶俗、奢侈的代名词，而在这一点上它绝对不会让人失望。

从周二下午到周四晚上，我捡了不少便宜，搭Stefania Bortolami的加长型轿车去了一趟MoCA，去Baldwin画廊在The Setai的晚宴跟画商Richard Edwards大吃了一顿，到Herald St的展位找艺术家Cary Kwok做了个酷酷的发型，跟一帮设计专家煞有介事地讨论了一会儿Diller Scofidio + Renfro施华洛世奇水晶加鱼网的神奇“袜子灯”到底更像男性生殖器还是更像女性乳房。显然，偶尔出去散散心有利于身心健康；这跟你在纽约画廊开幕上碰到的挑战可不一样，在纽约，人们基本上不怎么讨论正在展出的作品，话题只集中于衣服、整型手术或者金钱上。但在迈阿密，一个都不能少。

到星期五，我已做好准备参加一些现实世界的娱乐活动了。首先是UBS瑞士银行理财经理Chris Apgar在National的早午餐，期间附送礼品袋，内装建筑师John Keenen和Terence Riley的新书《K/R》，到场嘉宾包括收藏家Dianne

上周五早上在北京798艺术区的地标AT咖啡店，有人哝哝嘀咕：“我听说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要来啊。”当然，中国当代艺术所发出的各种嗡嗡之声早就流传开而且甚远，但是这确实也是一个让人招魔的可能性。我们隔壁一桌子，美国Hammer美术馆的策展人James Elaine在努力试着用中文和艺术家刘铮聊天。他终于承认说他收到了美国亚洲文化协会的邀请项目将很快搬到北京生活一年。不过周末时一个老江湖警告说，中国一迈深似海，要想跳脱就很难了。中国能让人上瘾。

显然，比利时收藏家Ullens的非赢利艺术中心在上周末的开幕是一杯烈酒。一位有点不知所措的参观者说，“这看上去就像是798的新年”。其实就像ICP（国际摄影中心）的Christopher Phillips让我所想起的，这样的聚会其实大家已经期待很久了，在这一刻，人们纷纷从五湖四海飞行而至。而他自己在这风暴来临的北京却选择了把自己窝在上海。

几个小时之后，沐浴在徐冰的经典装置作品《天书》和UCCA那戒备森严的百叶窗下，Guy Ullens开始述说他的中国故事。略显焦躁的国际记者们有点坐立不安试图抵抗寒冷，尽管高速的现代化发生，这个国家的暖气系统似乎还是停留在旧时代。Ullens与中国的邂逅始于上个世纪末其父作为使馆人员来到中国之时，而他在八十年代在中国的生意加剧了这种联系，而随后他对中国艺术和中国艺术家的喜爱使这一切达到顶峰。就像有一位记者说的，Ullens焦糖色的皮肤和丝巾看上就去就像一个典型的亿万富翁，这位比利时收藏家开始朗诵“我想要给予”的“神谕”：在收藏了一千五百件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之后，这对夫妇觉得是时候为这个他们所热爱的国家做点什么了。

今年，第九届里昂双年展“归零——尚未命名的十年”吸引了大量国际宾客。一向以奇思妙想著称的策展人Stéphanie Moisdon和小汉斯（Hans-Ulrich Obrist）这次也不负众望，推出了一个顽皮的理念，把整个双年展做成一场大型游戏。为了让游戏更好玩儿，他们还要求四十九名“玩家”，大部分都是国际策展人（包括我在内）问答以下问题：“你认为，这十年来最重要的艺术家是谁？”然后按照得到的答案邀请被选中的艺术家参展。第二拨玩家——由十四名艺术家组成——应邀再选择一批艺术家参加附加部分的展览；例如Saâdane Afif就借此机会推出Nantes的Zoo画廊旗下大约四十名艺术家。法国主要日报的专栏（典型地跟国际潮流步调不合）并不买这种模式的账，几乎异口同声地把双年展的理念说得一钱不值，称其缺少“诗意”（《世界报》头版标题是“既无信仰又无选择的双年展”。）倚重批评家和策展人的做法被认为是完全不合时宜的。Harald Szeemann（注：著名策展人，曾策划威尼斯双年展）肯定在坟墓里不得安生。

星期一下午，我到达La Sucrière（双年展的四个展场之一）。第一站是我自己挑选组合的部分，其中Christian

上周晚上去一个画廊开幕式的半路上，那是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盛大开幕的前夜，突然莫干山五十号短暂停电了，刚刚从浦东国际机场奔出来的vip们和上海本地的活跃人士都在这份夏末的细雨里聚在一起。这是无数个片断中的一个而已，显示了在每日的现实之下渗透出的那种不可言喻的集体性焦虑。不经隐隐发问，有可能吗，如果有一日闪闪发光的中国当代艺术景象也会这样毫无警示和歉意地突然走向黑暗？

当然，苏州河畔的仓库里，电很快就又来了，大家都跑去看那些平淡无奇的作品，计文宇的雕塑，穿着西装的男人手持着巨大的花朵（在香格纳画廊）；舒勇的雕塑作品，就是那个小小而有着巨乳的女人（在东廊画廊）。

在和巴塞尔艺术博览会评审委员会的评委喝了一杯咖啡之后（我作为巴塞尔的中国顾问本周的工作是负责他们的考查），我和收藏家Tim van Housen夫妇去了画廊家林明珠（Pearl Lam）举行的私家晚宴，先是为Sam Keller的接风酒会，然后在她那六十四的餐桌上进行了传奇式的晚餐。

各种声音另人茫然不知所措，也许每个人都在自问：这里是否有点声么是值得回忆的？曲线是走高还是走低？就像这一博览会的中文简写"上当"——第一个字表示上海，而"当代"又有可能意味着"被欺骗"。

“我很高兴最后没有完全失败，”在他为著名的科隆大教堂南耳堂设计的彩色玻璃窗的揭幕式上，Gerhard Richter这样说道。经过一段漫长而且不乏艰辛的制作过程，这些玻璃窗终于完成。Richter的谦辞引来在场的记者和市民一阵轻松的笑声。“我们的讨论卓有成效，”大教堂的主要建筑师Barbara Schock-Werner肯定道。他也承认委员会本来希望用一种更传统的设计，在窗户上展示20世纪殉道者的形象。但当Richter从构思到完成花费长达五年时间的抽象设计在上周六与公众见面时，在场所有人感到的似乎不单单是满意，甚至有些兴奋到脸红心跳。网格状的窗玻璃由11263个彩色方块组成，共有72种不同的颜色。

窗户设计跟科隆大教堂搭配得非常好，所有人都赞不绝口。“新窗户看上去漂亮极了。明亮的夏日阳光透过窗户，点亮这一片绚烂的色彩，非常震撼人心。”科隆市市长Fritz Schramma激动地说。“Richter的作品本身就是一曲光的交响乐，为我们揭示出上帝造物中的美和其中不可思议的秩序，而且从情感上能够跟教堂建筑联系起来，”主教Josef Sauberborn在奉献礼上补充说。上一次艺术界如此明确一致地推崇一件作品是在2003年，当时Olafur Eliasson在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上演了同样规模巨大的一次“神圣介入”。

作为艺术家赠送给他居住了近

自从1969年Led Zeppelin乐队在Edgewater旅店的“甲鱼事件”以后，旅馆淫逸成了好事者和名人的社交礼节。这种公然破坏一直流行到现在，却刚传到画廊圈，实在让人吃惊。（Adam Dade和Sonya Hanney的作品“旅馆堆物”不算在内）。Dan Colen和Dash Snow以在Deitch Projects里的装置向反文化英雄主义致敬，这件《巢穴》再造了仪式化的“鼠窝”：他俩在一旅店房间里撕碎电话本、在乱糟糟的屋子里打滚，磕药直到自己感觉成了老鼠。这样专心纯粹地“动物化”一定会让Deleuze和Guattari亢奋起来。

由于严格控制了观众人数，上周二《巢穴》的内部预览变得特别私密，总共50个人。据官方统计，这比制作这件庞大作品的人数多了5倍。作品制作的照片几周前就上了Deitch总监Kathy Grayson的MySpace博客——从30个Pratt学院的学生为装置打地基而撕烂2500本纽约黄页到“15个艺术家同行”为让这作品充满欢笑和灵魂而搞怪。“太棒了，不是么？”穿着牛崽裤和蓝色棉衬衫的Jeffrey Deitch神情放松，拉我走进他Grand街的空间。“要控制这点人数真不容易。”

现场的滚滚纸堆里尽是羽毛团、难以辨别的污秽和液体（大多是小便和酒水，尽管有人希望至少有点血和精液）。棍子瓶子捣破了假墙，而用一道道神秘液体画出的涂鸦占满每寸墙面。其中一个就像是简洁版的Richard

八卦消息在外省传得最快。所以还有什么地方比巴塞尔美术馆馆长彼得·汉德申（Peter Handschin）和LISTE 赞助人弗朗索瓦·古茨维勒（François Gutzwiller）组织的晚宴更适合八卦呢？周四的宴会在瑞士乡村一座略带田园风味的时髦庄园内举行，共邀请了两百多人，大部分都是欧洲艺术圈的贵族。也许话题内容没那么带劲儿（或者至少人们躲在一边用德语低声嘀咕的才是真正的内幕消息），但数量绝对够多，就跟现场似乎取之不尽、吃之不竭的鼓丝鼓丝面和准时补充的烤辣椒一样储量丰富，而且服务生都不怀好意地格外性感。发达的通讯技术使身在大巡游其他各站的信息员几乎能即时发布最新进展。手机此起彼伏的振动都在重复同一个消息：十二届卡塞尔文献展办砸了。第二天就要坐近五个小时的火车从巴塞尔赶到卡塞尔，这时谁也不愿意听到这样的消息，但没什么能让我们停下脚步：我们飞越大湖可不是冲着手提袋来的。

如果你先一头栽进了威尼斯或者巴塞尔颓废的吵吵嚷嚷中，那么文献展——姿态严肃（多么德国！）而且私人派对出奇地少——常常让人惴惴不安。“大家都不愿意去文献展，”一位纽约艺术商人说。周五下午我们到达卡塞尔，这时距离正式开幕还有一天，一场大雨从天而降，雨中的小城看起来阴郁又潮湿。卡塞尔曾是启蒙运动的堡垒城市（文献展的主展场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是欧洲第一座公共博物馆），二战后经历了大规模重建。这是一座不平衡的城市，阴沉简朴的建筑群跟卡斯帕尔·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