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抗力”开幕四天后武汉封城。尽管纽约几乎一切照旧，但在某种程度上，新冠疫情及其引发的情绪已经成为对“不可抗力”最直接鲜明的注解，也为群展中艺术家作品的观看提供了特殊的语境。

戴馥任基于美国联邦人口普查问卷的作品，悬挂于细长展厅的入口。全美第一次人口普查完成于1790年，艺术家追溯了此后历届调查中有关个人出生地、母语、健康状况等提问方式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几经修改的措辞浓缩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的价值观更迭，也赋予了庞大无形的政府机构一个提问者的形象。在疫情防控期间，来自机构的“提问”充斥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小到进出社区时保安的检查，大到出入境时“是否曾前往武汉”或“是否持有中国护照”的海关问询，行政体制的运转有赖于这些言简意赅的问题来对人群进行划分管理。戴馥任敏感地提醒我们，问题的设定正是边界所在，指向有益于大局的统筹，但也让人无暇顾及身陷具体情境中的个体复杂性。

但多数情况下，不可抗力让人首先联想到的还是无情的自然。展览中的几位艺术家在探讨相关主题时，各有不同的切入口和态度：李明早期的行为录像作品诙谐荒诞，在田间地里“爬动”的诡异人体大有“天地不仁”之勇猛；唐狄鑫的《天无草帽大》(2016)让人感受到诗意和超验主义，自然的美和力量、让人“劳其筋骨”的残酷都在，而人的渺小无奈和西西弗斯式的抵抗也皆有；庄辉拍摄于西北的《万物》系列持续了大约十年，他镜头下的山川地貌呈现出鲜少受到人类干预的荒芜，但在今日今时看来，尤其是其中刻画了死去动物的两张照片，像是在对“幸存”的人类发出拷问。

病毒是异己者的入侵，但不能只归因于自然，其形成混杂着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这层背景为我们重看杨志超20年前的行为作品《种草》(2000)带来了新的角度。生命力顽强的草，在医生的操作下，既像解药又像病根般地植入皮层，攻击和防御、接纳和排斥同时进行。作品描摹了某种或许本不存在的痛苦，更是在以极端的方式强调身体对外界的承受力——无论出于主动或被动，我们这一具具会疼痛、会衰老、会死亡的肉身总是在一系列行为的终点处，它们是作用力施加影响前的最后一道屏障，它们也将不可避免地承担最沉重的代价。

文／ 顾虔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