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日本之旅让罗兰·巴尔特“实现”了曾经的愿望：“认识一门外国（奇怪的）语言，却不理解它：观察它与母语之间的不同，却无法破除差异”。不过，对陌生的体验也许无需借用“符号帝国”。就连本国语言，一旦远渡重洋，也会嬗变为面目模糊的另一种符号。

正如杨圆圆个展的题目“上海楼”（Shanghai Low）实际与上海无关。它不在上海，而在旧金山唐人街；它是盛极一时的华人餐馆，供应的却不是上海本帮菜，而是粤菜。甚至就连它对应的“Shanghai Low”，也既非汉语拼音，又非英语意译，显得尤为古怪。如此名不副实的命名，让“上海”一词就像是某种独特的“对外汉语”——在国外，脱离汉语文化语境之后，所指已然消亡，空余一个模糊的能指。

尽管如此，对于当地华人而言，“上海楼”仍然能向他们“走私”某种文化意义上的符号性乡愁，以及主体构建意义上的想象性认同。正如影像作品《上海来的女士》（本文提及的作品均创作于2019年）中交代的那样，早年当模特的吴锡锡（Ceecee Wu）被美国人要求身穿旗袍，而她晚年挑选第三任丈夫时则明确要求对方必须是上海人。这两种强求并无本质差异：旗袍是美国人所认同的华人的他者身份，上海是吴锡锡所认同的自己的主体身份。两次不愿退让的坚持，无非是为了宣示谁才掌握着身份符号的所有权。

不过，绝大多数时候，这种普遍存在于美国华人社区的符号主权之争并不总是降落到肉身。甚至，还会在两种文化互相想象的过程中，摩擦出事关异域风情的第三条路。在影像作品《相爱的柯比与史蒂芬》里，92岁的退役舞者余金巧（Coby Yee）和74岁的实验电影导演史蒂芬，互为异域身份的两个人，彼此深爱，互相扶持，正在为一场演出筹备着谢幕舞蹈。就像精神分析学总在告诫的那样，爱是想象的产物。那场舞蹈的两位参与者，又何尝不是想象的产物呢？他们是被互相想象为在文化上与己不同的两个人。

展览上的其他作品——无论是华裔舞者方美仙（Cynthia Yee）、历史学家王万力（Wylie Wong）与李萱颐（David Lei）描述的“紫禁城夜总会”（《中国城轶事》），还是方美仙成立舞蹈团体都板街舞团（Grant Avenue Follies）的故事（《交错剧场：紫禁城夜总会的一夜》）——无一不是从个体讲述出发，对记忆、身份、乡愁与现状的诉说。

华人街，文化形态学上的模糊地带，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最终均可被凝结为某种难以言说的诉说。倘若以后殖民主义的视野去审视，身份的表述危机总是由两部分构成——苦于总被他人表述，以及急于想被自己表述。对于前者，人们再熟悉不过，一如萨义德在《东方学》的扉页上援引马克思的话——“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对于后者，是否又有人关心呢？“为了避免被别人表述，他们必须表述自己”——哪怕能够用来表述的部分，只有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符号性乡愁，以及为了免于被他人想象而自行决断身份的另一种想象性认同。

文／ 刘化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