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评 CRITICS’ PICKS

杨圆圆,“上海楼”展览现场,2020.

上海

杨圆圆

OCAT上海馆 | OCAT Shanghai
上海市静安区曲阜路9弄下沉庭院
2020.11.07 - 2020.12.27

1966年的日本之旅让罗兰·巴尔特“实现”了曾经的愿望:“认识一门外国(奇怪的)语言,却不理解它:观察它与母语之间的不同,却无法破除差异”。不过,对陌生的体验也许无需借用“符号帝国”。就连本国语言,一旦远渡重洋,也会嬗变为面目模糊的另一种符号。

正如杨圆圆个展的题目“上海楼”(Shanghai Low)实际与上海无关。它不在上海,而在旧金山唐人街;它是盛极一时的华人餐馆,供应的却不是上海本帮菜,而是粤菜。甚至就连它对应的“Shanghai Low”,也既非汉语拼音,又非英语意译,显得尤为古怪。如此名不副实的命名,让“上海”一词就像是某种独特的“对外汉语”——在国外,脱离汉语文化语境之后,所指已然消亡,空余一个模糊的能指。

尽管如此,对于当地华人而言,“上海楼”仍然能向他们“走私”某种文化意义上的符号性乡愁,以及主体构建意义上的想象性认同。正如影像作品《上海来的女士》(本文提及的作品均创作于2019年)中交代的那样,早年当模特的吴锡锡(Ceecee Wu)被美国人要求身穿旗袍,而她晚年挑选第三任丈夫时则明确要求对方必须是上海人。这两种强求并无本质差异:旗袍是美国人所认同的华人的他者身份,上海是吴锡锡所认同的自己的主体身份。两次不愿退让的坚持,无非是为了宣示谁才掌握着身份符号的所有权。

不过,绝大多数时候,这种普遍存在于美国华人社区的符号主权之争并不总是降落到肉身。甚至,还会在两种文化互相想象的过程中,摩擦出事关异域风情的第三条路。在影像作品《相爱的柯比与史蒂芬》里,92岁的退役舞者余金巧(Coby Yee)和74岁的实验电影导演史蒂芬,互为异域身份的两个人,彼此深爱,互相扶持,正在为一场演出筹备着谢幕舞蹈。就像精神分析学总在告诫的那样,爱是想象的产物。那场舞蹈的两位参与者,又何尝不是想象的产物呢?他们是被互相想象为在文化上与己不同的两个人。

展览上的其他作品——无论是华裔舞者方美仙(Cynthia Yee)、历史学家王万力(Wylie Wong)与李萱颐(David Lei)描述的“紫禁城夜总会”(《中国城轶事》),还是方美仙成立舞蹈团体都板街舞团(Grant Avenue Follies)的故事(《交错剧场:紫禁城夜总会的一夜》)——无一不是从个体讲述出发,对记忆、身份、乡愁与现状的诉说。

华人街,文化形态学上的模糊地带,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最终均可被凝结为某种难以言说的诉说。倘若以后殖民主义的视野去审视,身份的表述危机总是由两部分构成——苦于总被他人表述,以及急于想被自己表述。对于前者,人们再熟悉不过,一如萨义德在《东方学》的扉页上援引马克思的话——“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对于后者,是否又有人关心呢?“为了避免被别人表述,他们必须表述自己”——哪怕能够用来表述的部分,只有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符号性乡愁,以及为了免于被他人想象而自行决断身份的另一种想象性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