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别由上海的丁乙、秦一峰、张国梁以及厦门的林春同于1986年完成的两次行为艺术的照片并置在中间美术馆并不起眼的顶层展厅过道。在后者（《被红布裹着的人及礁石大海天穹》）中，身披红布的林春和同伴出现在海边；而前者（《街头布雕》）则记录了上海艺术家群体用黄布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在码头、街头与餐厅等多个地点摆造型的场景。两者之间的共性明显：户外集体行为，一致的形式，用布包裹的身体。上世纪八十年代，以身体为媒介的行为作品通过进入日常空间，以其过程性和公开性挑动着观众的神经，成为中国前卫艺术史叙述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没有被收录到本次展览，类似的包裹（包扎）行为在当时并不鲜见，比如池社的《作品3号——包扎·国王与王后》（1986），魏光庆的《关于“一”的自杀计划模拟体验》（1988）等。

当这些早期行为作品的图像记录出现在“巨浪与余音”这样的历史回顾展上，其中包裹的动作就如同一个反向的隐喻，浓缩了展览整体的意图，即：解封已经被既定的话语规范打包的物什与片刻，再现当时的思潮和作品，以期引入新的历史视角，或用策展人的话说，“提出以‘再当代’作为认识历史的理论模型”。

展览中殊为亮眼的，是二层展厅中过往装置作品的复刻。它们为以平面作品为主的展览增添了空间的层次，也为大量的文献资料补足了视觉的认识。一定程度上，这种对以往作品的复刻，已经成为策展人刘鼎、卢迎华历史研究展中的既定动作，比如曾经展览过的钱喂康和胡建平等艺术家的复刻作品。而此次展览上，“厦门达达”团体成员林春重现了1986年底那次著名的“事件展览”的60余件作品的一部分：主要利用装修废弃物的现成品，佐以具有时代特性的艺术标语。其中一条可谓反映了达达主义的核心，“我用五年时间学会艺术，我要用十年才能放弃艺术”。

另一件复刻作品《作品2号——绿色空间中的行者》（1986）是杭州的池社团体曾于一片树林中展出的人形剪纸。形式上，它和一旁吕胜中八十年代末标志性的民间剪纸作品相得益彰。但若论“主题”，与关注现代城市生活疏离感、试图消弭艺术和生活界限的池社相比，吕胜中作品里的民间信仰似乎与顶层展厅的几件彼时主动桥接本土思想资源的绘画作品——包括李山思考的“混沌”、杨诘苍的水墨问题、陈箴的《气游图》——更直接相关。但对于叠加了虚无主义、后现代、现代派等诸多议题的本次展览来说，或许呈现一个混杂的音场比作品的精准定位更加重要，就如同展览副标题“重访1987年前后中国艺术的再当代过程”所提示的，任何看似意义确凿的历史节点也总是处于不断被当下改写的过程当中。

文／ 杨天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