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书”和“艺术”相遇时，我最直接的联想是艺术书（从艺术家画册、艺术评论集到艺术书展上售卖的zine等），或书的艺术（比如“最美的书”之类的设计奖项）。然而，由比利安娜·思瑞克 (Biljana Ciric) 在ASE基金会策划的展览“书籍作为一种艺术媒介”（The Book as Artistic Medium）极大拓展了我对于书籍作为一种艺术媒介的想象：书可以是观念的载体（《黑皮书》《白皮书》《灰皮书》），行为的媒介（张培力《褐皮书一号》、李爽的《橘子柚2》），也可以是凸显物质性的艺术材料（黄永砯《＜中国绘画史＞和＜现代艺术简史＞在洗衣机搅拌两分钟》）；可以作为纸上的展览（《同意以1994年11月26日作为理由》），交流和讨论的空间（PDF电子期刊及《冯火月刊》），甚至成为介入社会、回应现实的武器（李牧《蓝色图书》）。而展览中丰富多样的案例更串联起1979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线索，呼应策展人比利安娜对于档案及文献的长期研究。

李牧的《蓝色图书》（2008-2009）是展览中最具丰富面向与情感张力的作品之一。从2008年11月起的八个月里，李牧在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的活动室内设立了一个临时图书馆，除100多本文学书、艺术画册及杂志外，还有供学员们交流的速写本。艺术家每月举办一次工作坊，以“心里的风景”、“气球的游戏”、“用艺术杂志做拼贴”和“爱是什么”等为主题，与学员们展开互动。展览呈现了李牧的手记、未成年犯学员的素描与拼贴本，以及未通过审查、被裁切掉的图片集。在艺术与书籍的滋养下，学员们悄然发生的转变令人动容。作品同时也探讨了艺术和教育之间的关系，以及书籍背后权力机制的运作，而当时该项目得以实施也反映出奥运和世博年代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

展览对ASE艺术图书馆空间的利用及灵活的布展方法也令人印象深刻。夏成惟的《陶餐具》（2021）和《芭蕉叶书》 （2023）被安排在展馆靠近厨房的区域，自然材质与空间语境交织，挑起观众的通感体验。郑亦然的《斯泰西致德里克的两封未寄信》（2021）藏匿在一个不锈钢装置内，需由观众亲自拉动才能显现，形式和内容由此统一。陶艾民的《女书》（2008）则占据了展厅中心位置，几十块粗粝的搓衣板与由搓衣板拓片做成的线装书，仿佛是对女性生存境遇的无声控诉。丁乙的《柒拾叁圆》（2019）及程新皓的《对一条河流的命名》（2016）均以展开的册页形式呈现，将阅读长卷的经验转化为身体在空间中的移动。还有散布于展厅各处墙面的刘窗的《爱情故事之七》（2005-2013），那些出现在通俗爱情小说书页边缘处的打工人涂鸦和书写，也成为展览的“页边”。

文／ b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