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昱的“隔离”，有人看到创作者个体内部的高度统一，有人看到现象学意义上的时间，有人看到艺术家缓慢的自我治愈过程，在展厅里移动时，我最感兴趣的却是是否可以更直接地使用艺术家本人提供的方法——自我隔离——与种种合理化的阐释产生隔膜。也许这种隔膜本就存在：单纯在面对这些绘画作品时，它们仅是一些图像，洁净、细致、静默，本身缺少一种交流的欲望（指涉的缺失，气质上的回避，尤其在更近期的作品中）。于是你发现你仍然需要去求助于那些合理化的阐释，至少是从其中提供的“事实”里去寻找线索，否则很难处理自己在展厅内消耗的时间。你发现，人称在这里发生了变化——作为观看者，你所直接面对的交流对象却只能以第三人称将你引回创作者那里——需要经由一个外在于作品的、高度个体化的叙事，才能在继续面对这些绘画时找到交流的缺口，找到一种可普遍共享的经验或者可以参与共建的新的经验。真正的隔离不可能实现，这让我们暂时和艺术家处在了同样一种矛盾的处境里——自我隔离和寻找参照的动作同时发生，对既有知识和认知习惯的抗拒和依赖也在同步起着作用，无论得出的结论是赞同还是更深的怀疑。

逆时的推理让我们参与到艺术家的整个创作生涯中，从十年前开始的行为和观念作品中去寻找现在这些绘画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或者偶然或必然的种种选择（是否一定是绘画？是否一定是这样画？究竟发生了什么？）。当然，这样一个过程早已经提前发生在艺术家自身的日常创作中：在工作室状态下，这些绘画作为切实的“证据”记录下了艺术家思考和实践的过程；而当我们决定去回访这条道路时，眼前这些绘画的身份变得模棱两可起来，其作为证据的真实性也不再有保障。如果我们信任艺术家的说法——整个展览作为一件行为／表演（performance）作品，那么在这个“演出现场”里，绘画不再作为经典意义上的观看对象存在，那么我们该如何界定它们的身份？如何确定我们同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进入展厅后，绘画成为中间介质而非成品，它们的任务变成了开启互动，以便让“表演”继续进行下去——人称在这里继续发生变化——它们不再是艺术家的听众，而是直接面对观众进行讲述的主体。此时你发觉，这些绘画其实充满了交流的欲望和寻找合理化的迫切感，它们不是自问自答式的，而更像是在询问一系列的问题——你认为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的是我所言说的吗？你思考的是我所描绘的吗？你是否可以看到／体会我身体内部发生的变化？我们如何协商和处理我们之间的隔膜与误解？

当然，这样一种体验上转变的运动过程有赖于观众的参与——观众调动起身体／思维的参与成为作品得以起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是这种来自外部的支持和投入却是无从保证的，也许这也是艺术家需要承担的风险——或者是一段对话和发现的历程，或者是沉默的僵持。

文／ 郭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