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倾向：李明”犹如某种新宗教的发明现场。整个展览建基于“ME|WE”这则文字游戏之上，意指个体与共同体间不断对抗/转化的交互状态。在长方形大厅底端的幽暗处，浮雕式的灯光装置上轮流闪现“ME|WE”字样，尤其是它在“水面”上的倒影，使字样在悬浮与反射间由简单的对称结构演变出虚实相接的两部分，图腾一般发散着迷人的动员与召唤气息。在大厅另一端的录像《ME|WE#1》（2015）则提供了某种分析性视角，来源不同（电影，电视，其他艺术家的录像等）的以“跑”为主题的影像被剪辑在一起，仿佛一部关于奔跑的传播或图像学论文（essay）。值得注意的是，展厅中段一侧的墙壁被处理为银幕/镜面（由金属铝板制成），四台投影设备透过对其的投射，使视频仅仅释放出“光源”的功能：人们在展厅的移动被“镜面”反射的光线捕获，在对面墙壁上留下重叠的剪影，处于步行状态的观众仿佛被迫参与到已被去图像化甚至“抽象化”的“跑”的共同世界中。展厅地面浇筑了一层沥青，艺术家邀请观众穿运动鞋参加开幕——这一非强制的邀请，与观众被整合入展览整体视觉方案的强制，恰好透露出李明的意图：让展览处于游戏性的、情境主义式的松弛与宗教般沉沁的控制力之间。

在这个内部空荡的现场中，艺术家的工作紧紧帖服在墙面与地面上，所有“作品”——并非原创性的实践，所有元素皆是“副本”——都以平面化的姿态回避任何纵深性的介入，无论是灯光，投影，地面，水面，抑或“ME|WE”标识的设计，均被设置为极为迎合观看与体验的状态。观众往往长时间滞留在展场中心，被图像变换与光线运动交织构造的气氛环抱。然而整个展览的“深度”部分，或者说作为平面上的“孔洞”的文本却鲜有人真正仔细阅读。在这个名为《人群的出现与消失》的文本中，从“一个人”抵达“人群”的途径得到了具体却又抽象的描述，甚至可以说重新提供了一则关于共同体问题的“小说”原型。而在此意义上，展厅中各种平面可以被理解为进入文本的“界面”，通过这些界面，“小说”中的人物得以暂时摆脱文学隐喻的永恒性，在展厅中获得稍纵即逝的形象。

除影像与文学这些古典媒介之外，展览还暗藏着另一条关于媒介问题的线索。《长跑者的孤独》（The Loneliness of the Long Distance Runner，1962，这部影片的片段出现在《ME|WE#1》中）中的“跑”与当代人的健康慢跑也许是毫不相干的两件事：对于如今大量慢跑爱好者而言，如果他的跑步数据无法被手机应用记录和展示，他的“跑”便不存在；或者说，我们其实是在数据/媒介层面上奔跑。这一点在展览中亦有呼应：“ME|WE”的图样设计共有红、黄、绿三个版本，以对应手机应用中记录不同跑动状态的三种颜色。这种“挪用”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抽象化”操作：数据已超越其数字形态，被艺术家作为形式因素拣选出来，以实现一种更广泛的象征或传播价值。这似乎说明媒介开始具备诱发文化/宗教的可能，一种隶属于媒介自然（medianature，Jussi Parikka）的文化/宗教。这种自然状态本来无法被人类察觉，但艺术家却可以在某种新的展示秩序中对其进行考察，类似一种考古研究，比如孤独的、物理性的奔跑，及其蕴含的“我”与“我们”之间的主体间性问题，如何在技术媒介的虚拟平台上被再次刷新。慢跑过程中通过手机应用记录持续变化的速度状态，不断累积的个人里程，共用一款应用而形成的社交圈——这一过程也许可以被视为某种“我”与“我们”过渡的新形式：个体数据与大数据/数据云之间的往返运动。“我”与“我们”之间在此不再具有肉体或情感上的关联，而是基于新技术媒介的“传染”式蔓延能力，是中产阶级彼此间利用手机应用完成的又一次自我幻觉的政治表演。

文／ 杨北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