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工作的地方没有家

那个叫家的地方

却找不到养家糊口的方向

——《我们的家》，西三歌队

展览开幕式上，西三歌队和朋友们合唱了这首关于制衣工人从湖北天门迁徙至广州西三村，又因环保整治被迫搬离的曲目。

西三歌队2017年9月成立于广州番禺西三村，由艺术家蔡所、刘浩等人发起。他们不仅是一支歌队[1]，更是一个行动团体，长期扎根于城中村与乡村现场。通过“落田在野”[2]的方式，与不同地方的居民（如外来务工者、留守老人）共创歌词与旋律，为那些在宏大叙事中失语的个体“递出话筒”，将私人经验与情感转化为公共声响。

在岛外空间举办的“我们来自西三”是西三歌队的首次个展。“西三”在此具有多重指向：既是小组的名称，也是一个具体的地理位置——广州市番禺区西三村，同时更是一种立场，代表着来自城市边缘的声音。走进展厅一楼，扑面而来的是一种粗粝的现实感，空气里混杂着城中村小作坊特有的尘味。巨大的黑色遮阳网悬挂在展厅上空，这种廉价且实用的材料遍布西三村，乃至无数南方城中村，遮蔽着亚热带猛烈的阳光，也隐喻着某种被主流视线所过滤、长期处于阴影中的生存状态。

歌队的首张专辑也与此次个展同步发布。专辑收录的八首歌，包括《我们的家》《水流柴》《鬼作人》等，也构成了展览的重要内容结构。在被黑色网布笼罩的一楼展厅中央，摆放着架子鼓、乐谱架、吉他等演出物品。它们并非静态的陈列品，更像是某场刚刚结束或即将发生的“行动”的痕迹。旁边，是一张标记着西三村各类服装加工作坊的田野调查地图（2018-2019年），墙面和地上堆叠着一些碎布料装置。这些布料是艺术家们通过递烟、聊天等方式，与隐匿在巷弄里的制衣作坊交换得来。结合专辑歌曲《我们的家》的影像呈现，这些材料共同搭建出一个关于离散与生存的微缩剧场：那些从远方迁徙至此，又因环保整治与产业升级被迫搬离的制衣工人的命运，仿佛附着在这些被遗弃的布料与地图的坐标点之上。

如果是说一楼是粗粝的现实土壤，二楼则是由这土壤生长出的精神果实与档案。这里呈现了专辑其余七首歌及同名影像：《水流柴》《鬼作人》《夕阳为民剪发点》《菜农》《三轮车》《巢老板》，以及《鸭饭歌》。这些影像大多诞生于西三歌队成员与不同伙伴（如黎燕明、谢剑波、周磊、刘声、喻旭东、郑宏彬、武老白等）共创的 “西三电影制片厂”。通过深入现场调研、与当事人沟通、歌词共创与编曲、重返社会现场演唱，“递出话筒”不仅是一个动作，更是一种伦理立场。在《巢老板》中，我们听到的不是艺术家对他人的代言，而是阿巢本人在面对背叛与困境时的自嘲与坚韧；在《三轮车》里，是那位拾荒阿婆在晚年无依时的真实叹息。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方法论的演变轨迹：从“制片厂”到“歌队”，不仅仅是媒介的转换，更是一种表达关系的重新配置。如果说在早期的影像实践中，艺术家或许更多处于观察者与记录者的位置，那么在转向音乐后，作品承载了更多的共创与共唱。

二楼的另一侧，陈列着他们自2022年起创作的系列年画。这些木刻作品绝非传统意义上的民俗复刻，而是对当下社会议题的尖锐回应，亦是歌队实践在媒介层面的延伸。无论是针对“铁链女”事件创作的女性“反拐门神”，还是在疫情管控期间寓意“冲破网格化”的蛇年年画，这些线条与他们的音乐一样，充满了在这个失语时代夺回表达权的野性力量。而毗邻展出的一部关于深圳清水河演出的纪录片，则将这种表达带回更广阔的社会现场：通过歌词留言墙和现场演出，他们为一个即将消失的城中村建立了一个临时的公共广场。

更为重要的是，西三歌队将这种基于个体情感的音乐实践带入了极为稀缺的公共领域。在表达空间日益收缩的当下，他们的演出现场——无论是在西三村的榕树头、深圳清水河的废墟，还是在从化山村——都短暂生成了一个临时的、流动的“公共领域”。

注：

1. 对于艺术家来说，他们是“歌队”而不是“乐队”，也指向了一种更多人、更多元的参与。

2. 西三渡口士多老板：《我们究竟应该面对谁去歌唱》，2021年11月17日。mp.weixin.qq.com/s/E_Ae56n0uDDRwKJSNeeGKA

文／ 许冰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