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2010.09.30

付晓东

现居北京的年轻策展人付晓东，参与策划了今年的“大声展”，这场展览在三里屯SOHO举行，一百多名艺术家参加。虽然付晓东已经策划了二十多个展览，但这是她策划的首场公共艺术大展。“大声展”的主题是“分享主义”：探讨了当代文化的视觉和真实空间，通过社会媒介的进一步交流，个人和公共领域的模糊界限。Artforum就此次展览采访了付晓东。大声展10月22日至11月7日在上海。

我参与大声展时，时间只剩下两个月，已经很晚了，非常忙碌。这是我策划的二十多个展览里，第一个在三里屯这种公共场所开放的大型艺术展。对于展览主题“分享主义”，我希望：1、具有创新价值论的，有效的，实用的价值观；2、平民性，与日常生活和日常物品有关，具有最基本的人类需求的因素；3、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于平行关系的互相连接关系，社群关系，集体间性，新集体主义；4、扩散式的，具有公共性，公平性，可被公开的广泛的传播的，开放给所有人使用的；5、盗版和山寨，反对知识权威和独占资源，解构和调侃经典，借用形式，借尸还魂。我希望人们能在公开场合，报纸、电视、商场，看到更多的艺术。它必须面向白领、工人，和那些不了解艺术史的人。

我们和艺术家讨论他们的作品适合哪间屋子，每个空间都不同，我们必须保证每个人都很满意。我喜欢我选的所有的人，这次展览中有7个艺术家自我组织的团体参加，双飞、绿校、雄黄社、forget art、未知博物馆、Shift、D.S.G.

采访 INTERVIEWS 2010.08.08

王韬程

王韬程，1981年出生于成都，现生活、工作于上海。上周，他在站台中国举办了个展《我挺拿自己当回事儿的》（8月22日结束，策展人张冰）。他的手卷作品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施以茶污的长纸上，用色彩缤纷的墨水渲染了充满细节的形象。随着长卷的展开，其中的故事也逐渐呈现出来。王韬程一方面保持了手卷这种传统形式，另一方面还不时为这些图像进行注释。在下文中，他谈到了自己的灵感之源、对于传统媒介的迷恋、在德国的生活，以及自己作品的“暗面”。

下次再展出手卷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变成一次具有“观念性”的展览，叫几个朋友过来野餐，以大自然为展厅。我的作品不适合给众人一齐参观。

这次展览的题目有点幽默，但这也是我真实的想法。我的作品就是关于我自己的，因为就算我根据某些传闻来描绘我的左邻右舍，我还是会将这些图像和我自己的感受结合起来。你感知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我没学过卷轴画，但是两年前我在上海博物馆看了一次中国宋元时代绘画大师原作展，非常受启发。于是，我喜欢上了这种媒介，我认为它非常个人化，它给了你一个空间让你进入。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魔幻术士。我将自己对于周围的感受、记忆都融入我的创作之中，并进行沉思，而后把所思所感记录下来。这个是漫长的过程。作品就像建筑一样，你需要不断对它进行建设，并且运用理性的思维，但又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你无法用数学和测量尺度来衡量你的感受。我需要将那种很模糊的东西融进作品中——主观与客观。

采访 INTERVIEWS 2010.07.08

裴丽

青年女艺术家裴丽来自北京。目前，她在北京电影学院攻读研究生，同时从事艺术实践活动。她的作品（《丢失了些什么？》）最早出现在去年的“Fat Art”展览上，目前在泰康空间举办的个展“51平方:＃9 裴丽”（7月10日结束）则是她延续着“丢失”这个主题所做的进一步探索。

我不喜欢中国元素，这次选这些盆景，只是我觉得有一个机会做艺术，和我爷爷一样做艺术。然后拿这些东西再来展示一下，保存了二十多年了。我觉得挺伤心的，于是就把它拿过来了，等于是让它们告一个别，就是对这二十年告一个别，向我爷爷告别。不然它们都需要被当作垃圾扔掉。我有一些沮丧，也有一些愤怒，但是对待爷爷又不可以这样，所以就拿过来用自己的方式展现一下。

其实很多都是他给我拼的，他给我摆的位置。他其实很上心，很认真地做这个事情，虽然他已经不愿意做了，他做了四十多年，突然他觉得这是一种享受，好像比做艺术家更好，然后就放弃做艺术这样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放弃自己的作品很难，因为作品都是妈妈的丑孩子，再难看艺术家都不会放弃，别人不喜欢自己也会喜欢，我就想用这个作品来说这个事情。

再说这个也是泰康给我的一次机会，这个计划是我独立的，是我个人的，我可以做非常个人的东西，我很欢快，我就说：“那好吧，我就要做跟我家庭有关的”，但是我的情绪还是一样的，跟之前的作品还是一样的，有一些愤怒，有一些对于这个的伤心，我希望每个人走到我的空间都感觉到不高兴，去想你丢失了什么，我一直在说，我不管做哪个展览都是希望观众进入我的空间就要想你丢失了什么，你为什么不高兴。

采访 INTERVIEWS 2010.06.08

章清

“五百字”是在当下关注当代艺术家及其作品的一个栏目。本期介绍的是上海艺术家章清，他生于1977年，从事当代艺术已有10多年了。他曾在上海参加了展览《家》（1999），之后又在成都、杭州和北京举办展览。他当前的作品探讨了中国经济政治的差异以及集体经验等主题。今年他以影像装置作品《别太狠》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展览《改造历史》，这标志着他从行为艺术向电影媒介的转型，并且进入了个人经验与记忆的领域。

在一次行为记录视频回放的时候，我偶然发现自己所做的行为用录像表达更有意思，更符合我的需要，而且更直接。影像在我看来有着一种特殊的诱惑力，更容易把不可能的东西表达出来。

我们看都市人的生活被监控设备的视角所取代了。

对我而言这个角度很有创造性。

以一个非真实的自我虚拟观看方式出发，将自己虚拟为女性的身体去看自己真实的身体，虚拟从别人观看自己的角度去观看周围的事，再到现在虚拟自己是一个城市监控设备来观看。

《别太狠》很具体地回忆了在80年代童年的记忆。

我现在自己象是监控摄像头拍摄了我自己以前很多的事，我对某件事和物发生兴趣的时候就把这个监控拍摄记忆的东西给回放出来，那些令我难忘、尴尬和愤怒的事物。我就是自己人生的监控系统。

有人说《别太狠》模糊了现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也模糊了我的生活和我的艺术之间的界限。

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关系，有时我想分清楚，也很难。这样挺好，就没必要去区分。

杂志 PRINT 2011年4月

约翰•阿姆雷德（JOHN ARMLEDER）访谈

约翰•阿姆雷德（John Armleder）的艺术总是变动不居。四十五年来，他认为自己采用的形式之多犹如琳琅满目的超市，横跨了至上主义绘画、极少主义雕塑、设计师家具，以及各种明显的风格倾向。尽管他的作品在实际的呈现和观念上并非如此直白，仿佛不想被观者立刻识别。有时候他的艺术的确并非其自身，他居然毫不介意地将别人的作品拿到了自己的展览上展出。但这并非一种指涉或挪用策略，阿姆雷德认为艺术家和观众的媒介之所以能被激活正是因为这种微妙的自我差异化过程。在个体与类型、特殊与一般之间，阿姆雷德的作品找到了移动的空间，从而调动了一种奇特的参与模式，这正是他早年参与激浪派时就开始追求的东西。在下文中，批评家、策展人法布里斯•斯特劳恩（Fabrice Stroun）与这位艺术家进行了对话。没人能给阿姆雷德的艺术实践盖棺定论，甚至包括艺术家本人自己。

法布里斯•斯特劳恩（以下简称“FS”）：这些年来你的作品被划入了数个流派，例如激浪派、引用主义（citationism）、新几何图形派（neo-geo）等等，每种划分都是对你艺术的某一个方面的强调。有的评论家认为你是“关系艺术”（relational art）和“设计即艺术”（design-as-art）运动的先行者。你认为你的艺术为何能与这些差异，以及那些有时候相互矛盾的接受语境产生共鸣？

约翰•阿姆雷德（以下简称“JA”）:其实，每次人们把我的

采访 | Iona Whitta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