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2014.05.05

马修·伯利塞维兹（Mathieu Borysevicz）谈MABSOCIETY以及BANK

离开“外滩三号”后，我从2012年起就有了一个独立的办公室，做一些外面的策展项目，也出版一些东西，比如今年出了这本关于徐冰的书（《关于徐冰的地书之书》），同时也在做一些独立代理（independent dealing）的工作。我觉得与其用我自己的名字去做事情，不如把它扩大一点，找到一些合作的朋友，所以我们有了MABSOCIETY这个概念，它是一个策展办公室或者策展机构（curatorial studio）。一开始我们的办公室是朋友给我们免费用的，在一个写字楼的23层，但一直都不是很适合我们，比如吊顶、日光灯什么的；后来也赶上了房子到期，我就觉得我们该换个地方。然后突然这个地方（BANK，位于外滩的前银行工会大楼内）就出现了，我本来没想找一个做艺术空间或者画廊之类的地方，但一直都想找一个小的项目空间，可以做一些实验性的项目，可以摆出来一些作品，一个又能工作又能玩儿的地方。所以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爱上了她：位置好，空间比我想象得大多了，这里又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除了展览以外你还可以看这个建筑。我觉得上海这么大的城市跟其他同规模的城市相比，包括北京，艺术活动不是特别多，两三千万的人口，艺术气氛还是比较低调，所以我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这是一个老的国营单位的楼，这个楼现在的情况也不是非常稳定，不知道我们能在这里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这个楼什么时候对外开放或者要装修。反正能留在这里我

观点 SLANT 2014.03.03

何岸、秦思源、张慧谈“一次”

展览“一次”是艺术家何岸、秦思源、张慧的首次合作，却并非群展，也非三个个展，这三位艺术家亦没有组成艺术家团体，而是由三位创作方式完全不同的艺术家进行的一次“合作”。此次展览呈现了由三位艺术家合作完成的一部影像作品，以及每位艺术家根据合作作品内容创作的一系列个人作品。在这篇访谈中，三位参展艺术家谈论了这次合作的缘起以及创作背景，分享了他们的创作方法与过程，并阐释了各自作品的涵义、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他们首次合作的收获。“一次”正在唐人当代艺术中心展出，展览预计持续到2014年3月5日，并将参加2014年10月的曼彻斯特三年展。

秦思源：有一段时间我们三个老在一起。我在上海桃浦策划了一个何岸的展览（“谁此刻孤独就永远孤独”，2012/4/27-2012/5/26），前年5月又在长征空间策划一个张慧的个展（“空地”，2012/04/28--2012/06/17），所以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很多。

张慧：我们就考虑不如我们三人合作一个展览，其实有这个想法已经一年多了，只是大家之前都很忙，直到几个月前我们才聚在一起开始真正讨论。最早思源提出“一次”这个概念，我理解“一次”既非一个艺术家小组，也非一般常规性的合作群展或三个个展。我们想找一些觉得相对比较有意思、比较独特、特殊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最直接的名字就是“一次”，它最准确、最合适。

秦思源：对，三个人的展览如果是一个群展

观点 SLANT 2014.01.07

“拆了旅行社”谈自身创作

“拆了旅行社”目前由黄学斌、文武、翁奋三位成员组成。黄学斌，1979年生于海南岛文昌，毕业于海南大学艺术学院，；文武，1969年生于甘肃，后移居德国，毕业于德国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现工作生活于海南、杜塞尔多夫以及北京；翁奋，1961年生于海南岛，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拆了旅行社”正式成立于2010年，名字中的“拆了”含义是取房屋或任何物体被拆除之意，“拆”为动词， “了”为感叹词。“拆了”和在一起包含动作和感叹的意思，英文名为“CHAILE TRAVEL”。

2007年由于海南文昌市东郊镇泰山村周边的部分地区计划被建成中国最大的商业卫星发射中心，整个地区和城市被规划为一个卫星城，当地农村因此将会被拆除和进行新建设。我们（翁奋和黄学斌）的家族居住在当地已有约800年的时间，家族的未来都将因此被改变和受到影响，由此我们开始关注这个地区在经济发展与全球化需要下的地区变化，关注这种变化对未来的影响，以及这个过程中人、时间、记忆、地方性、乡村传统、现代化城市、社会系统、文化功能与作用、艺术家的意义、艺术在社会的功能与意义等诸多问题如何被呈现出来。翁奋、黄学斌和朋友刘军、梁艺等于2007年开始在这一地区进行了田野考察。2010年我们正式建立了“拆了旅行社”这个访问/研究/讨论问题的非营利性和概念性旅行机构，文武于同年参与到这个项目中。

全球化带来的一个变化是世界观的改变。我们认为“介入”

观点 SLANT 2013.11.13

唐昕谈泰康空间十年

泰康十年，其实我们做这个“从复兴门到草场地：泰康空间2003—”展览的时候要呈现的就是这个事儿：一个空间，从最早的策展人用一个地方，到开始考虑什么是空间，再到带着问题去理解空间这个概念，再到找到自己的定位、理念，逐步深化这个理念，以至于到后来形成一个我们自己的思考断代的方法和体系，这就十年了。

非营利机构、美术馆、画廊所有这些概念中国都没有，这些概念都来自于西方。我们的艺术界很开放，也有很多机会去国外参观，或者是参与各种国际展览活动，所以这种感性或者直观的经验非常多；但当你真正做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如何经营真正适合中国的、在本土接地气的空间？这其实需要我们用经验或者摸索给出一个我们自己本土的定义。

当泰康空间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特别具体的明白自己的任务是什么，开始都是模糊、朦胧的。楼下的展览有一个大事记，基本上记录了每年当时大概有什么展览发生，但最开始的阶段其实只是之前工作方式的一种习惯性的延续。因为之前作独立策展人，圈子跟外界基本上没什么联系，是封闭性的，所以成立空间对于所有策展人来说都存在一个挑战，就是如何让当代艺术社会化。所谓社会化是想让外面的人认识你、接受你或者至少跟你握个手。艺术这么小的圈子没有多大的能力，必须社会化才会发展，这是大家的共识。那时策展人的想法之一就是找到赞助，这也是一种具体的、跟别人握手的方式，还能带进来一点社会上的其他资源，泰康人寿就是以这样一种角色进来的。但当泰康人寿介入之后，你就开始面对另一个问题:在我们引进了一种社会资源的同时，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栖身在一个非常体系化的公司里面——你作为一个很小的部门进入到社会当中，在另外的体制当中生存，比例完全反转了。当时在复兴门的时候和公司系统之间的碰撞、摩擦非常严重。现实转换为，考虑自身如何在一个格格不入的环境当中生存的问题。后来的解决办法是被动的：逃到798。

观点 SLANT 2013.10.18

仇晓飞谈展览“劳申伯格说，拐杖总比画杖长”及自身创作

谈早期作品及创作演进

2006年以前，我的工作方式只是去寻找素材、做，但是我不创造。我的工作就是临摹然后陷入一种情境之内，对我来讲这是一种渡过时间的方式。但是慢慢地它就失效了，就像一个人对安眠药有了抗药性，需要的越来越多，但却越来越难陷入那种平静。皮力写过一篇文章，他的形容是，我给记忆添加了一个手工的光晕，而从我的角度讲，这是体验与情感的成分，而不是因为技巧。

那时候，我并没有对绘画的本源性问题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我只是觉得绘画这种缓慢的方式刚好适合于体验和渡过时间。但是我现在的看法是，如果绘画还有一些力量的话，是因为它的本源性，它可以推到一个最基本的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而不在于表现，不在于使用它去做什么，而是在于只是“认识”，如果跨越了想法的阶段，到了一个表现的阶段，它的力量反而被削弱了。所以当时对我来讲，那样的绘画慢慢失去了效应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

谈展览“劳申伯格说：拐杖总比画杖长”中的作品

这次展览中的《

观点 SLANT 2013.10.10

施慧谈纤维艺术与“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 ”

纤维艺术不论是从它的材料、工艺还是表现形式上，与纺织品设计都有着共同的渊源关系，在其发展中许多方面又是彼此交错、相互影响的。我们给纤维艺术的概念是指，使用天然纤维、人造纤维、有机合成纤维及织成品、柔性现成品，通过编、织、结、缠、绣、扎、印、染和缝纫等技法构成的艺术作品。

纤维艺术与其它艺术门类的界分是以材料为出发点的。由于纤维材料与人类与身具来的关联，使得她具有一种日常的、温暖的、亲切的力量，在其不断地开拓之中，始终维系着人类与文化与生活状态的思考。因而使得她成为一种既可以切近社会历史，从多个层面和角度来审视社会，又可以从社会变革的母体中来激活艺术的创新与变革的具有独特表现语言和多样展示形态的艺术门类。

织物的编织从一种传统的手工艺上升到艺术门类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她一方面传承织物的属性与技法，另一方面又开拓着新的可能。纤维艺术起源于西方古老的壁毯艺术，追溯她的历史，其具有里程碑式的作品是1375年的《启示录》，她是一件以宗教为题材的壁挂作品，图案来自圣经上的插图，它的功绩在于用材料和编织的语言，将简单的勾线式图案表达得丰富而又具有浓郁的装饰感，使编织艺术自身表现语言的开拓达到了鼎盛期，并由此发展出编织艺术独特的艺术魅力，为欧洲的壁挂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启示录》的创作，使欧洲壁挂艺术进入了繁荣和成熟期。作为当时以教会为主导的欧洲社会，以圣经故事和历史故事为主要题材的壁挂艺术，直到17世纪前它在某种程度上在欧洲社会的地位高于绘画和雕塑。

观点 SLANT 2013.09.03

李杰谈威尼斯双年展香港馆及香港当代艺术界现状

做威尼斯双年展时我其实试图做一个极端的展览，但做好之后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部分比较极端，因为这个所谓的香港馆，但我不想做一些很代表香港的东西，我就重新再问：我自己到底是什么？什么是香港？后来找到了四个Keywords（关键词）：爱，恨，当下，方向。我觉得对香港的感觉，也跟我自己做作品的经验有关系，我以前处理的是爱和恨之间很小的一部分，那种所谓不清楚的状态和情绪。而香港永远都是当下的，又不会放假，在中间已经主动遗忘了很多东西。可能那个展览本身反映不出来，起码情绪上比较极端。

因为我已经离开了香港，第一次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其实整个人在改变。我想情绪上是比较极端，形式上基本上不想，比如说可能有一段时间做比较多纸版画，这次一张都没有，好像故意把以前的东西放弃了；但不是说因为要做新东西那么简单。应该说我对情绪很敏感，我不会乱发脾气，但是很敏感，这个跟艺术没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每天花两个小时看新闻，主要是香港的新闻，看完每天都有杀人的冲动——当然是针对某些官员、特首等等。我就是香港长大的，在香港生活了三十年，知道改变不了。我刚才说的当下就是这种感觉，香港太主动忘记自己的事情。

政治性的东西在我的作品里也是有的。特别是我早期的作品，其实真的是想反对香港的某一种生活，那种很平面的生活。我从来没有想事业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想，所谓艺术家就是很纯粹的事情，做喜欢的东西，是不是艺术家都没有关系，这已

观点 SLANT 2013.09.02

徐坦谈“问题，地-土，和‘社会植物学’”

“社会植物学”是我跟时代美术馆的“开放工作室”合作的研究项目，跟我这次在维他命的展览有交集，但维他命这个展览跟土地的关系更密切点。这次展览并不表示项目做完了，只是采访阶段结束了，就在维他命搭了个台，把那些材料都放在台上，可以开始进行研究了。目前呈现的只是素材，但是胡昉说就是素材也很有意思。

调研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我四月去过一次顺德，然后我就到加拿大、欧洲和美国去了一个月，回来以后我六、七、八月每周大概出去一两次，主要是六七两个月，八月份基本上停了，八月主要是在搭一个研究性的平台，六七两个月出去采访了大概有二十次左右吧，去了顺德、番禺、从化、四会，还有香港。采访的人有纯粹的农民、农村的退休干部、苗圃老板、做园林生意的老板、大型苗圃的工作人员、退休的园林局领导、园林设计方面的管理人员、从事种植的家庭主妇，还有去种田的艺术家以及私人农庄的主人。

采访的内容首先是关于土地的问题。土地的使用和管理。维他命的展览上，胡昉和张巍选了我96年的一个作品，叫“问题”，这个作品当时是出于兴趣，讨论的是国际法是否合逻辑、合公理这样一个话题。我95年花了一年的时间读了《罗马法》等法律、逻辑方面的书，做了这么一个项目，做完之后这十七八年我特别想忘掉这件作品，所以一般写简历我从来不提到这个作品。但是他们把这个作品翻出来重新做了。刚好这次调查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土地，地和土，第二个才是植物。——关键词我现在拿它作为我工作的方法。

影像 FILM & VIDEO 2012.09.24

英国动画导演Phil Mulloy访谈

菲尔•莫洛伊（Phil Mulloy）英国最重要的前卫主义动画导演之一，1948年生于英国的Wallasey。作品屡次在国际动画集获奖。他的作品被称为极端动画，在反映人性的同时，对当代价值观提出挑战。他的一系列作品于2012年西安国际动画电影节集中放映。

英文访谈全文由导演本人（以下简称PM)提供，采访者为Tori Tan（以下简称TT）。

TT：谈谈你的艺术背景，什么让你开始制作动画片？

PM：我在Ravensbourne艺术学院学习绘画。在那里我拍了一个动画短片，凭借这个作品进入了皇家电影电视艺术学院。在这里我主修动作片，毕业后编剧和导演了一些动作片。1989年，我开始做动画片，此后就做了三十个短片。

TT：虽然你开始是作为动画创作者而为人知，但你之前也是动作片的编剧/导演，是么？

PM：是这样的。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我做了很多动作片。可能很少有动画导演像我这样，从动作片发展到（也许用这个词比较准确）动画片的。1988年我等一部片子的钱，就是后来的《回归》（The Return），这期间开始画画。自从离开Ravensbourne，好多年我都没画了。我画了好多，就开始想能否将这些变成电影。结果就完成了一个短片叫《风暴之眼》(The Eye of the

影像 FILM & VIDEO 2012.09.11

历史，价值观与纯净的电影

对话起始于王兵最新的作品《三姊妹》，但由于影片还没未做公开放映的原因，所以开头的部分有所省略。真正的展开依然围绕着《铁西区》与《夹边沟》这两部王兵电影创作历程中的坐标式作品。他在谈话的过程中不断以某种“电影保守主义者”的姿态，强调在这个时代保持电影的纯净、价值以及理想主义的重要性。这种乌托邦式情结清晰的贯穿了整个对话——然而回到作品层面，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找寻到这种情结所遗留下的饱满痕迹，即使这些痕迹总是以某种质朴、冷静的姿态进入我们的视野。

杨：您似乎只有第一部作品《铁西区》是相对完整的关于城市的纪录，之后就似乎再也没有接触过关于城市的题材了。

王：是的，因为我觉得能够称得上城市的，首先它要具备一个完整的城市体系，而这个体系其实是人的生存与文化的体系。中国存在这种体系的城市非常少，上海可能有一点儿，比较完整，历史比较长；北京不见得，虽然是一个大城市，却并没有那么长的（现代）城市文明。所以从这个角度再去看，中国大多数的城市，只是人群聚集的地方，它们没有促成真正的城市的生存经验与文化逻辑。你把大多数的城市解构以后，你会发现它们和农村没什么区别。

拍摄城市，事关你拍摄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城市不仅仅是生活于其中的人，还有文明。所以中国的情况，就是你拍城市还是农村，情况都差不多，因为生存经验与观念相差无几。底层的城市谈不上城市的文化，比较重要的无非是计划经济的体系，机关，单位，国有企业，但没有城市文明。我不愿拍城市的原因就是在城市你看不到东西。中国毕竟是一个农业国家，在思维与处理问题的方面，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区别不大。

采访 INTERVIEWS 2011.08.09

何岸

2011年7月，艺术家何岸的三个展览“好奇之黄，好奇之蓝”、“风轻似小偷”以及“乳房上各有一颗痣，肩头还有一颗”分别在北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箭厂空间和魔金石空间同时展出。其实，这只是时间上的重合，每个展览都有其独立的策划和艺术理念。尽管这是三个独立的展览，并且也值得被单独分析，但这其中自然而然存在一些共同的思路，艺术家通过这三个同时进行的展览更多地向观众展现了他对于空间、互动等主题的思考，也在以下的访谈中分享了自己在创作中的波折和体验。

我认为空间无大小，展览无大小，例如，我明年也许会做一个没有画廊的展览。三个展览在一起是个巧合，我与箭厂空间在一年前就已经开始谈了。恰巧，我的代理画廊也把时间确定在了这个时期。实际上，我宁愿把魔金石的展览再往后推，因为一个艺术家同时做三个个展是不合适的。这三个展览对我的考验也很大，三个展览三个画廊会让人觉得我的代理背景很复杂。另外，去年一年来我的很多想法也积压到了一块。

关于空间我谈过很多，我并不区分展览空间和空间。我有很多建筑师朋友，我跟他们学到了很多关于建筑空间本身的知识。在当代，所谓空间就是指人的空间，在任何一个作品里，艺术家都是考虑到空间和人的肉体之间的关系。很多人觉得魔金石的空间小，但是我觉得我在里面做展览很合适，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好的展览，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展览我不清楚，我对于空间的把握就是把它做出来，也许我会把我的情感放进去，也许不会，对于这一点我谈再多也没用。比如，我说我放进去了多少情感，这是没有意义的。

展评 CRITICS’ PICKS 2011.07.05

李晖个展

李晖的最新装置作品《V》，是由两个稍纵即逝的元素与一个切实存在的元素构成的：红色的激光，烟雾和一面镜子。激光束排列组合成V字型，并向下照射在以一定角度被支撑在地面的镜子上。接着，镜子将光线反射到弥漫着烟雾的屋子里：它们在空间中描绘出通向远处天花板的路径，在那里，红色的光束似乎凝结成了一簇簇红色的小圆点。起初对这些穿透黑暗室内的光线大为困惑的观众，随后开始挥舞他们的手臂，穿过激光束，他们变幻的剪影映射到天花板上，正如那些光点般闪烁和重现。

长久以来，激光和镜子都成为李晖作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位34岁的多媒体艺术家致力于通过“光的雕塑”营造一种强有力的充满氛围的环境，进而与观众进行心理和精神层面上的交流。以《笼子》（2006）为例，他利用镜子和绿色的激光凭空构建了一个三维的盒子。又如他2007年的作品《门》——由一面镜子和红色的激光束构成，让观者穿行其间——更加直接的预示了作品《V》的产生。

然而，《V》可以说是对媒介进行了一番重新的组合，而并非李晖在艺术实践中对形式的开拓，尽管如此，它仍保有蛊惑观众的能力。这种神秘的魅力以一种宗教般的崇拜保护着李晖的作品，正如他早先的装置作品，《V》毫无疑问的占领了奇观的王国，指向艺术家本人强烈的感官体验。然而，终极地，李晖的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他关于艺术和科技、创造力和技能的界限所提出的问题。

#translated#

栾林

观点 SLANT 2011.06.20

张尕谈“媒体艺术”

“媒体艺术”这个名称对于艺术界来说已经并不算陌生，但对于这个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依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甚至，对于“媒体艺术”的基本要素的确认也十分具有挑战性。因为新媒体艺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诞生以来就注定具有了与其他技术手段相结合的特征。在当前的新媒体艺术领域，科技和艺术观念已经变得浑然一体，而媒体艺术的理论应该说还并没有发展到十分成熟的阶段。《艺术论坛》中文网站开设的这个新栏目致力于为有关媒体艺术问题的讨论提供一个平台。因此，就媒体艺术的基本概念、理论及实践发展状况，以及体制性的建立，《艺术论坛》邀请了媒体艺术策展人，研究媒体艺术理论的清华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媒体实验室主任以及纽约帕森斯艺术学院张尕教授编辑这个栏目，并对其进行了采访作为本栏目的开篇。

艺术论坛：您对媒体艺术和新媒体艺术有没有一个界定？

张尕：新媒体的用法、说法，作为一个范畴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93年以后成为一个艺术的分支。

艺术论坛：我前年在卡尔斯鲁厄的ZKM参观，他们当时是在庆祝新媒体艺术博物馆成立二十年，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新媒体在欧洲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了？

张尕：ZKM 有个媒体艺术博物馆，但没有新媒体艺术博物馆。虽然“新媒体”这个说法是九十年代初出现的，但是媒体艺术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二十年代就有这个概念。媒体本身指的是传播媒体，例如无线电、电视、电影，西方二十年代前卫艺术的很多肇始就是以媒体与技术作为颠覆传统的新灵感。七十年代兴起的

采访 INTERVIEWS 2011.05.26

西班牙艺术团体Bestué Vives

魔金石空间的“现实，行动”是西班牙艺术团体Bestué Vives. David Bestué 和 Marc Vives在中国的首场个展，他们2002年起开始一起合作，创作了录像和行为作品，用不同的动作行为对日常生活现实和文化语境进行干预。对历史运动和艺术家的借鉴将作品与二十世纪的艺术框架和方法论进行对话。“现实，行动”展出了五件录像作品，以具有活力的装置形式，将行为表演，动画和新媒体结合在一起，体现了Bestué Vives全部作品的基调特征。目前，艺术家在家乡巴塞罗那居住和工作。

“灵感”这个词说起来很难，因为我们做的并非“高端艺术”。我们很喜欢70年代的观念艺术，以及70、80、90年代的西班牙艺术家；与此同时我们又对流行文化如电影和建筑很有兴趣。我想关键是我们关注的是每个人都感兴趣的主题，即日常生活。这场展览的题目多少回答了我们创作的关注点这一问题。大多数作品都是和现实发生联系，或者直接干预到现实中。

表演和录像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作品是关于片刻的重要性和瞬时被呈现的可能性。当我们有了想法后，就开始想做点作品并快速完成它。如果一直停滞不前，只会慢慢衰落褪色。其实说的是创作的密度，创造一种体验。我们明白，艺术作为沟通，最重要的是观众。为了获得这种沟通，我们必须要以不复杂的方式去思考，直接将思想表达出来。如果观众不重要，那又为何做艺术做展览呢？的那个我们去美术馆看艺术家的录像时，可能会非常无聊，也许有五十或一百分钟那么长。社会和人类被图像所保卫。艺术也是如此：很多的行为都做都是快速连续地呈现着。我们对于这样的速度是有所排斥的，对此，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那么无聊，而是尽力对人们产生一点吸引。我们要做一些多少类似的事，但又有所不同。

展评 CRITICS’ PICKS 2011.05.26

关于绘画的十九个个展

这场题目巧妙的展览，是画廊近期在展览策略上实验的产物，本场展览，期望能在展出的作品和当代中国绘画趋势之间，传达出一种内在的联系性，同时又赋予每位艺术家描述自身创作和表达自我的机会。这些描述通过作品旁边的阐述得以传达；每位艺术家都有一个具体的空间，这样他/她的油画就可以放在一起。“关于绘画”既是指创作媒介，又指十九位艺术家每个人的努力。

虽然序言还是很吸引人，大多数作品也是固定的，但展览作品在布置层面上，按理说应该与目标相一致，但实际并没那么具有说服力。十九位艺术家的展览被分配在画廊的两个空间内（站台中国A和B）。一些艺术家自己的“个人展”有效地在空间内发挥了效果，比如徐若涛的“基础代谢office”，一些抽象画挂在小屋子里；再比如林彦玮的“就是喜欢你这样”（2010-2011），画的是一些公园中正在风化的动物塑像。其它的一些在空间布置上，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那么深刻。吴光宇和黄亮的画作是挨着的，但由于风格和色调上的接近，彼此并没形成良好的呼应。接下来是李青的“一个注解—晚年Fontana”系列（2011），感觉要强烈很多：他的作品有破损的白色画，还有一张中间凹陷的室内布景画，受到的是卢西奥丰塔纳（Lucio Fontana）超自然的空间形式的启发。这些并不连贯的景致中，最有效的线索当属艺术家的个人阐述，正是这样的阐述，将展览中的每组画连接在了一起。

#translated#

王

展评 CRITICS’ PICKS 2011.05.06

“轨迹”

本次展览聚焦六位颇具影响力的艺术家的作品，其中一位艺术家的创作形式是巨型装置。通过展览的说明文字可知策展人杰罗姆·桑斯将艺术家们的创作定位为“赋有远见的艺术遗产”。这是一个筹划形成的创意群汇，每位艺术家都通过自己的角度来探索“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所赖以生存的世界”这一命题。每件作品都颇具特色，但当它们放在一起时与这个厚重的命题以及彼此之间的关联并不是很紧密。

占据画廊主要空间的是黄永砯的作品《专列》（2011）。一个巨大的玻璃钢制成的鱼头在前牵引着一节实物大小的火车车厢。鱼头和车厢的毗邻处生出一些填充的动物标本。在王度的作品中，一辆在北京能经常看到的回收废旧物的三轮车上堆满了足足21尺多高的可口可乐瓶。这是通过日常生活创造的消费文化景观，也正是对当代消费文化的嘲讽。其他作品的形态没有那么巨大。严培明的作品是一幅大型绘画。画面并置的方式有些奇特，色调依旧是他偏爱的灰色。另外还有杨诘苍的影像作品，艺术家很认真地向一幅油画射箭，画前有个镜头。观者需要观看艺术家重复地装箭、瞄准、射箭的重复动作。每次射中画面都会震颤。

其他两个展室展出的是陈箴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两个装置作品。它们主要反映了一些社会政治主题和时间的流逝。其中一个作品邀请参观者拿取印有像“从红色书籍到红色城市”这样文字的海报。周围是一些旧的和新的摄影作品。这次参展的唯一一个女性艺术家是沈远。她的作品是一个平衡的动态的装置。课桌堆在墙边墙角，有昏黄的灯泡照明。作品突出了她所强调的“物的潜语言”。她的装置作品主要是由日常现成物构成，和她的丈夫黄永砯作品中由具有圣经意味的海洋怪物构成的视觉震撼相去甚远。

展评 CRITICS’ PICKS 2011.04.01

金锋个展

金锋15年以来通过各种媒材进行观念艺术的创作和实验。此次展览标志着他向绘画艺术的回归。展览中共有十幅大型油画。艺术家使用油画颜料和白石膏在布面上作画。画面表面有深深的木刻划痕，这使得有划痕的白石膏打断了画面原来完好的结构组织。作品中的人物素材取自网上新闻报道。艺术家在画面中的人物周围刻上了一些卷轴形式出现的类似涂鸦的文字。这些文字也取材于新闻资料。

金锋以参与当代社会和政治话题的讨论而广为人知，而这些作品中除了一幅外，其他都通过并置成对的新闻短篇故事来反映艺术家的这种参与。这些成对的故事一个来自中国，另一个来自世界其他地方。例如在《生态美学》（2010）这幅作品中，用白色胶质物覆盖的抽象形象在灰尘弥漫的CCTV大楼前张开翅膀。这个形象出自于墨西哥湾的生态灾难，而CCTV大楼则让人想起了几乎同时间发生在北京的肆虐沙尘暴。

修辞在金锋的作品中有双重含义。在他自身对于全球环境的关注这一背景下，他用修辞来表达在社会政治问题上的立场。同时，他对画面的控制和表现也是一种视觉修辞形式。他的绘画能够给那些熟悉他的整体观察思考（他的博客、他的综合视角）的观众以最大的震撼，也更充分地表现了他对此艺术主题的全面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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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琳

采访 INTERVIEWS 2011.01.28

黄然

在黄然的录像作品《下一轮才是真实的生活》里，他把三人共享一块泡泡糖作为交流方式的某种隐喻,回应了我们当前所处文化的饱和状态。黄然1982年生于四川，在北京和伦敦两地工作，在戈德史密斯学院(Goldsmiths College)获得MFA(Master of Fine Art)学位。他希望能在作品里制造那些隐藏在实际图象表象背后的观念上的模糊状态。

丑恶的事物和厌恶是我创作的出发点。有时候把特定的事情混杂在一起是一种挑战。如果你能让人喜欢上丑陋的事物，这就很有意思，也很讽刺。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美是好的，但丑恶往往带来更多思考。它让你质疑自己，质疑标准以及价值体系。

我的创作牵扯到了观念艺术(Conceptual Art)和批评艺术(Critical Art)，但我并非在作品中简单地追求某种的批评性理解(critical comprehension)。我对道德, 这一人类的基本条件非常感兴趣。在道德这个概念背后，包含着关于政治和文化的诸多问题。然而这并不是要涉及任何具体的现象，而是针对其背后的本质上的观念性问题。现在, 很多当代艺术都在试图让我们理解艺术家和评论家所声称的观点。但是，是否又有人为当代现实中本质上所具有的无解状态提供一个解决之道呢？或者说艺术的功能性到底是什么呢? 我想我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尽力制造“相信”(believe)。我觉得这是更有力量的事。虽然我没有信仰，但这有点像宗教所具有的质量：它从来就不在乎是否在真正意义上提供理解，却始终令你对其深信不疑。

采访 INTERVIEWS 2010.11.05

ffiXXed

Fiona Lau和Kain Picken是来自澳大利亚的艺术和设计组合‘ffiXXed’。2008年创立后，他们今年在深圳开设了新的工作室和生产基地。展览“何物，何时，何地”近日在北京的Triple Major展出。本场展览的主题是通过装置、雕塑、绘画和时尚设计，对消费生活中的文化、社会和经济范围进行探讨。‘ffiXXed’是一个创意渠道，通过它，可以触及日益全球化的时代里衍生出的问题。

雕塑令空间具有活力：我们喜欢它衍生出的对话。FiXXed如今对消费品和这些产品迷人的表面很有兴趣，就如你想到服装和其他纺织品时的感觉一样。雕塑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吸收文化上的借鉴、连接和形式上的关注。时尚也有很大的雕塑性元素。Kain发现它非常特殊，所以雕塑一直存在。

我们的分工并不是那么明确。Fiona来自时尚界，Kain有艺术背景；一切只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行着。我们从柏林来到香港，然后去了深圳，因为我们的居住地变化，所以工作程序和分工也发生变化。深圳像一个空荡荡的舞台。中国的城市影响了我们；不是急速的、而是以缓慢的速度影响着。也许在中国，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变化。

消费主义对个人的影响是决定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因素，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个人并不代表基本的主观性；这些东西总是在变化着，而实际上我们也是上百万个可能的主观性的工具。人们形成生活风格，做出消费者的选择，多多少少为满足他们的主观性。Kain觉得一直是这样，很多人以漠然的方式买东西。他自己希望购买的过程能是带着评判性的，应该知道这件物品所产生的效果，试图去理解其形成的过程。很难去看到那之外的任何东西。

采访 INTERVIEWS 2010.10.29

宋易格

宋易格是来自哈尔滨的艺术家。她的首场个展，目前在北京的艺美基金拉开帷幕，她在这里已经工作生活了两年半。她的那些忧郁的画作，色调暗哑，背景通常是封闭而空荡的房间。但这场展览，也并不是一点也没有幽默的暗示的。在此，宋详细讲述了作品的缘起和特征。对于未来的目标，她说，只是继续走下去，每日如此。

我通常喜欢将建筑做为我作品的背景，因为这样很适合表现一种封闭而孤单的感觉。也画了一些自然风景画，但不是很多。对于我试图想表达的还不是很适合。我常画一些老旧的物件，时间给了它们生命，历史磨砺会让生命更有价值。那是我喜欢的；我不止一次地画过浴缸，太熟悉的东西，会对它有感情。而且在中文里，bath这个词的意思“浴”，听起来和“欲望”的“欲”是相同的。我喜欢这种双层意义的表达。

2008年4月我来到北京。在这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宽广起来。我喜欢这儿的环境：压力是大的，但竞争越多，机会就越多。我画画不是想解决我的困惑，而是要表达自己的情感。作画的时候,一丝不苟的完全是自己，没有去刻意考虑观众，与我有同等情感的人或许能找到共鸣。无助感是人类很常见的一种情感。但在这里，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是很严肃的。‘Boredom’描述了某个具体的时刻的一种情绪。还有一幅小一点的画叫‘Bathroom’，上面是一个小男孩和一些象征性的气球。它描绘的是青春期那种特殊阶段人所爆发的欲望，虽然有时过盛的欲望会变得不堪一击。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玩笑！

采访 | Iona Whitta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