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海报上突浮在前的副标题“恐惧与意志”一般直白，重新出现在2016年的“后感性”似乎有意摹仿十七年前的未完成感，用精神价值的接续遮盖了如数家珍的精细。策展人邱志杰以“无限延长到一生的青春期”喻指它的生命力，意图证述理想主义的光晕不曾褪淡——各自离散的艺术家携着年轮再度交汇于此，藉作品互为映照，构造着这一章集体史叙传，观望和等待着弥合断层的继承者们。

现场分为作品和文献两个部分，参展者则分为二十一位“后感性”成员和九位新生代艺术家，对于将回顾性研究设为起点的展览而言可谓明快。策展人的意志体现在择选之中，并未严格划定作品的时间线索，这种不作明示的新旧并置，又在一定程度上对观众进行了择选。从局外人的角度看，架在高台上的观念因生于理论而多少显得冷硬，照片、印刷件、手写书信和方案、开放翻阅的老杂志，带着尚未远去的光阴的特有印记，反而余温尚存。

置身“和平过渡”时期，独善其身的封闭几乎是可疑的，绘画、录像、装置和行为便成了集体实践的广度的物证，而个体的不同选择和生存状态才是真实的深度。前辈成员们自1999年至今的种种试炼也被纳入集体的线索中，观众对刻在墙上的年表或许陌生，却不难从《我并非强迫你》（1998，杨福东）和《每个人都是企业的同时也是产品》（2015，佩恩恩）这样的两辈人作品中感受到时代与时代之间的尴尬。

站在十七年的时间两端去凝视“后感性”集会，所牵扯的内容虚实并举、事过境迁，尽管尚未粘尘带土，却已非一篇简单的展评文章所能容纳。怀着对记忆的一份矛盾心情，人们终以理解消弭了辩述。毕竟，提炼过的美好并非是假，而年青的质地亦将长留。

文／ 张夕远